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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昊记得在原本的历史上,袁崇焕巡抚、督师辽东时,对辽镇进行了大规模的军营改制,号称购置了数万匹马,加上原先辽镇就有的两万匹马、骡子和骆驼等运畜,关外账面上总计有八万匹马。
实际上有多少马匹不得而知,只知道崇祯二年打北京保卫战时,辽镇只有一万多骑兵,崇祯三年收复遵永四地之后,辽镇的马匹缺口扩大到了三万多匹。
入寇的八旗和抢银行的劫匪差不多,明末的类人生物就指着这个报坏账。
李昊不关心这些腌臜事,他只知道自己得为扩充骑兵规模做准备,借大明势力先扩招自己直属兵,同时撺掇辽镇购置更多的军马。
等到扯旗造反的时候再抢过来。
明末这个时间段里,有骑兵和强大运力的一方势力,才能有野战和攻城战的主导权。
烛光飘摇,坐于主座之上的袁崇焕闭目长考,过了数息才睁眼道:
“以骑制骑确为上策,但车营不可全废,守土之责全靠车营,当一边新训骑营,一边缓慢裁撤车营。万历四十年前后,太仆寺每年拨付给辽镇的马价银就达十一万七千余两,辽事初起后,马价银更是涨到了二十二万两左右。辽事每年花费朝廷五百余万两银子,可不能再增加了。
蓟镇那边安稳无事,可裁撤蓟镇兵马,所省粮饷用以增加辽镇骑营。东江也是如此,每岁空废三四十万粮饷,至今未复一地。我今晚就写奏疏,先奏报了李昊将军阵斩代善鞑酋的大捷,然后将车营改骑营、战法改变、减裁两镇的相关事宜一一回禀。”
这话说的公忠体国、冠冕堂皇,话里话外全是为朝廷节省开支,将粮饷使在刀刃上的意思。
可李昊自己猜测,应该是天启皇帝对袁崇焕信任不够,以至于袁嘟嘟不敢申请增加辽饷。
孙承宗在辽东能大把撒银子的原因很复杂,天启二三年是因为孙承宗出任过大学士,是阁老出身,当时内阁有史无前例的六位阁老,其中两位依附阉党,孙承宗、韩爌两人算东林盟友,东林、阉党对半开,还有一位明确的帝党阁老,孙承宗也算帝党,因此能在党争倾轧之下,能调动大量朝廷税银、卫所军士去建设关宁堡城防御体系。
之后的天启四五年则是因为东林党被斗败,东林一方的叶向高、韩爌两人先后被罢,支持叶向高的朱国桢也被魏忠贤弄倒了,孙承宗在朝中没了多少支持,他自己也有隐退之意,于是在柳河之败后辞职归去。
祖大寿当即表明支持车改骑的做法,“李忠烈公纵横辽东二十四年,就是以铁骑为凭借手段,援朝之役后,辽东仅存五千余骑,建奴便是那时候崛起的,可以说,骑兵多寡决定了辽东安危。”
李忠烈公便是李如松,支援朝鲜的那两仗,先后耗死了大明的两万多匹战马,李如松战死的时候辽镇仅能动员五千左右的野战骑兵,作为九边之首的辽镇就此衰落。
但衰落不是完全没了野战能力,万历二十七年,也就是李如松战死后一年,辽镇苑马寺在册的马骡等畜牲总共有四万多匹,在建奴兴起之前还勉强能稳住形势,等到几场仗送干净了野战兵后,辽事也就彻底败坏。
“十三个骑营,那就是两到三万人,战马怎么也得四万匹,怕是举辽镇之力,也供养不起。一匹可堪野战的战马,每月所需豆料草料要将近一两五钱银子,能跟一个家丁的饷银相当了。”
有一位名为邓茂林的将领表示反对,此人出身京营,所领的都是客兵,和九边将门不是一个来路。
这种京营来的人一般会在几年内调回去,他的意见其实没啥参考价值。
但因为出身好,兵部和都察院的那些官老爷们更喜欢听他的话,而不是辽东或者九边出身的将领。
“豆料需要南运,可草料关外也能解决,由屯军自己饲养军马,养马的花销其实和一个营兵差不多。”
李昊右手侧一位将领回话,李千总不认识此人,转头询问左侧的何可纲。
“此乃吕应蛟吕游击,是保定右卫出身。”人中处一缕八字胡的何可纲给李昊小声解释。
袁崇焕一直盯着右边的武将们,瞥见自己中军守备何可纲在和风头正劲的李昊窃窃私语,于是问道:“承梁、天穹两位老弟,你们在说什么?”
承梁便是何可纲的字。
李昊大声回道:“我说吕游击高见,我们墩军的战马就是这样养的,虽然瘦了点,但尚能骑着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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