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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三位宰相思量了番，觉得高岳的这个方案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对于陆贽来说，他最反感的就是皇帝宣索和节度使进奉，败坏国库，现在岭南每年五十万贯的进奉，被杜佑留用为平叛军费，这属于公事开支，他不会有意见；对于杜黄裳来说，杜佑平叛成功了，体现他战前决策的正确，若杜佑战事不利，好啊，和他也没有关系，反正不用他负责。</p>
贾耽呢，和自己更没关系。</p>
总之，高岳担起这个责任来。</p>
这时高岳又开口：“如无异议，明日即宣牓子，在延英问对上将其定下来。”</p>
其实高岳心中清楚，宰相制度大抵的规律是这样的：</p>
如果遇到唐太宗这样英明神武、乾坤独断的皇帝，可能会出现群相制，即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参预机务之类的英杰很多，太宗皇帝博采众长，人尽其用，很难偏听则暗，军政大事绝不会有所壅塞；</p>
如果遇到暗弱昏庸，或不思进取的皇帝，如晚年的玄宗皇帝，一旦对政务懈怠，凡事依赖宰相处理，必然出现相权的膨胀，然后便是首席宰相专横独断，其他宰相不过伴食的景象，如李林甫、杨国忠。</p>
当然大部分皇帝都是凡人，谈不上多优秀，却也谈不上多无能，比如（删去）......宰相班子可能长期是三四人的规模，不过这些人的均势也不可能保持很久，其中总有一位，因做事有魄力、说话好听、能协调好各部门关系，当然最难得的是极受皇帝信任的，会脱颖而出、“独秉国钧”，其他的便会成为辅助甚至备位的角色，不过这种宰相和李林甫、杨国忠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大多能和君主相能相得，把国政处理得很好，如本位面的唐宪宗与杜黄裳、裴度，又如唐武宗和李德裕。</p>
现在的皇帝李适，根本达不到太宗的境界，所以群相荟萃的景象是不可能重现，只可能是第二种或第三种景象，对我高岳来说，我如此正直而有操行，自然走第三条道路，才最符合实际。</p>
随即高岳又说，朝廷虽不派客军，但对岭南方面还是应当有所支持，待到今年两税收取后，拨取三十万石米，十万段布帛，外加一千五百挺神雷铳、二十位虎踞炮、两门大铜炮及相应弹丸、雷药等，送至于广州番禺处。</p>
“如何行得？”贾耽发出疑问。</p>
现在陆路去岭南太艰难，而水路灵渠早已荒败不堪，走海路倒是可行，然则我唐的海域，早被河朔、淄青所阻绝，本来走扬子江出海也可，但鄂岳到宣润间的江段也被肆虐的江贼所断。</p>
“无妨，宣歙、浙西、浙东三地本身储备的粮食布帛就很多，支援广州的物资就地集中到扬州港出海，至于神雷铳打造和神雷药的炼制，则集中在兴元利州、城固，银州芦葭，庆州大昌原这三地炮铳局操办，数量齐备后，齐聚京师，自东渭桥转运院发，逆漕运道路，至扬州。扬州乃漕运（汴水、淮水）、江运（扬子江）和海运的枢纽地带，炮铳弹药会聚在此后，同样扬帆出海，过浙东明州及福建停靠，再抵广州即可。”</p>
这时三位宰相点头，看来蛮乱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如此办理好了。</p>
随即是与西蕃的议和，高岳的方案，和当初在紫宸便殿中和皇帝密议时没有丝毫差别，下面走个程序就行。</p>
现在河陇光复，安西北庭也重新连通和京师的联系，暂且已无必要再持续和西蕃打下去，重心应转移到在新光复地区的营田、驻军、理政方面来。</p>
就此高岳便说，我唐江淮、东南物产丰富，粮食布帛数不胜数，光是苏杭地带每年产粮便有六百万石，不过朝廷征收两税时，喜欢将物资折算为钱帛或其他种类的“轻货”送入国库或内库里，大部分的米则留在当地州县储存，导致“钱荒”，伤害农人和工商者的利益；至于河陇地区，现在最缺的不是钱而是物资（用钱买不到布和米也没用，毕竟钱不能充饥更不能御寒）。两相权衡，不妨朝廷此后在东南地区的赋税，一半用钱来支付，一半用布帛、米粮这些实物来支付，而后朝廷再将实物运到京师，再发送到河陇驻军那里去。</p>
如此的话，河陇物荒粮荒能得到解决，而东南的钱荒也能得到缓和。</p>
最后便是泽潞昭义军的内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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