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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牛二等人不清楚皇帝要钱干什么,但却想的明白,皇帝想要钱。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爪哇都督需要考虑黄淮地区的变革移民等问题?
当然不需要。
爪哇都督要考虑的,便是皇帝要钱的时候,自己能送上去,皇帝美滋滋,一高兴,升一升。
正如历史上几十年后英国的“理藩院”来爪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爪哇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土改”。
在土地问题之下的其余问题,都是小问题。
种植园、香料丘、蔗部、糖厂,人头税,包税制等等,都是次要问题。
土地问题就是个大麻烦。
而剩下的那些次要问题,一个也不小。
就拿最容易刺激到归义军的蔗部、甘蔗园、糖厂问题来说。
朝廷没收了荷兰人的甘蔗园、糖厂,肯定还是要承包出去的。总不能把好端端的甘蔗园拆了,分成小块,搞小农经济去种水稻吧?
那这问题就又来了。
承包糖厂蔗部的承包商,都是什么样的鸟人,别人或许感触不深,但爪哇的归义军可真的是亲身感受过。
虽说屁股决定脑袋,归义军已经从糖厂奴工,变为起义者,又变为被朝廷招安的士兵,将来可能退役后成为“军户”,身份已经变了。
但是,要是蔗部糖厂和以前一个吊样,只怕也有不少人会心生一些想法。
当年江南织工大罢工的时候,朝廷是怎么处置的?按照“把持行市罪”定罪,严禁日后再出现齐行叫歇的情况。
朝廷向着谁?
将来承包糖厂的人和官府的关系近?还是糖厂做工的和官府关系近?
这也是个大问题。
因为爪哇人的村社制度,以及一年数熟的气候,爪哇人并不愿意去糖厂甘蔗园做工。不只是爪哇人这样,也不是说大顺人就勤劳,而是在大顺,但凡有个十亩地、能一年三熟,谁会去甘蔗园砍甘蔗?
所以糖厂将来的主要工人,肯定还是福建广东等地下南洋的人。加之一些技术工种,也都是华人挑大梁,缺了华人还真干不下来。
荷兰这边,从1730年开始,便出现了蔗糖危机。生产相对过剩,卖不出去。
但是,伴随着欧洲开战、混战开始、欧洲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带来的茶叶飞入寻常百姓家、咖啡的大规模普及、战争导致的军需糖配给等等……
历史上巴达维亚的红溪惨案过后不久,就又迎来了一波蔗糖的高利润期。
如果大顺能够接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市场遗产、加上强迫日本开关贸易增加的贸易量,蔗糖的反弹是可以预见的。
这种情况下,政策又该是怎样的?
站在帝国主义的角度,不压低华人雇工的待遇,蔗部承包商、大顺皇室和勋贵们入股的贸易公司,怎么和海地的法国黑奴竞争?怎么和孟加拉的低种姓“两脚牲口”竞争?
而且,既然朝廷鼓励移民,又不肯多花钱,移民到了南洋,总得有事干吧?总得干点啥先吃上饭吧?
愿意花钱倒是好说,出钱移民、出钱垦殖,但问题是朝廷花得起这个钱吗?
真要是朝廷出钱搞垦殖,下南洋的人谁肯去糖厂做工、去甘蔗园砍甘蔗?
工业时代的思维,是工人比农民强得多。
可在工业时代之前的黑暗时刻,小农的日子比雇工强多了。
直到1848欧洲之春的时候,各种空想社、反动社、打着社的旗号要搞复古反动和农业宗法制工业行会制的,仍旧是最强势力,也最能蛊惑人心。
说的残酷一点,移民的日子过得太好,朝廷出钱搞垦殖,没人愿意去砍甘蔗。
就像是澳洲的那个经典例子,英国人搞投资,搬过去个全套工厂,不到三年,工人全跑路了——做工累死,当自耕农岂不美哉?
现在皇室想要钱,那么思维方式肯定要往殖民公司的角度上靠。能赚钱的,当然不会放过;能出口换白银的,当然在政策上鼓励支持承包商。
除此之外,问题其实有的是。
荷兰的巴达维亚总督,更像是巴达维亚苏丹,异教徒要缴人头税,绿教徒是不用缴的,这是一直以来宗教规矩。这些人收不收人头税?改变自来如此的传统,会不会引发大规模起义?
统治区土著旧贵族的权力,比如对治下农民的封建劳役等,要不要废除?要不要搞掉这些土著贵族,避免中间商赚差价?
华人移民到来之后,对原有的村社土地制度的冲击,怎么解决?
大顺习惯的小农经济,和这里的春秋时代一般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怎么瓦解?
正如殖民者有双重使命,要破坏旧的一切,也要按照殖民者的需求来改造成新的一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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