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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商人设想的最完美的规矩、制度下,那也争不过。
他们这些靠战争后勤发家的,尤其是第一批创业者,而不是后续的膏粱纨袴,是很清楚的:自己的奋斗只能依附于历史的进程,而不是他们天纵奇才攒下了巨大的家业。
所以,他们也很清楚,现在朝廷想扶植一批新财阀,简直太容易了。
就好比,现在刘钰去了自贡,瞄了几圈,把在那经营盐井的商人名单全都写在纸上,然后抓阄。
闭着眼抓出来一个,叫王二麻子。然后说,就你了。
缺钱?给贷款。
缺技术?科学院蒸汽机支持。
缺关系?朝廷扶植的人不用去考虑关系。
这王二麻子最多五年,就能窜成川南首富,这都是必然的。
刘钰花了二十年时间,让大顺筑基、打基础。
这二十年的筑基,不是白筑的。
筑基到现在,很多已经落后时代的官员,实际上根本都不知道朝廷现在所能调动的力量,比二十年前几乎翻了几倍。
尤其是近海地区,可调动的资源力量,真细算起来,四五倍也不止。
只是,这种力量藏得有些隐蔽。
就好比暹罗的大米,暹罗是大顺的省吗?不是。
暹罗的大米,是大顺的大米吗?
也不是。
但暹罗的大米,是不是大顺可以调动的资源力量?
显然,是。而且只要大顺的海军继续马六甲以东称雄一天,那就会一直是。
现在朝廷手里捏的、那些旧时代的人根本看不清的力量也是一样。
再比如培养了大量水手、能够远航到欧洲、去日本卖货的海商集团,不管船还是水手还是船上自卫的大炮,是大顺朝廷的吗?
不是。
但朝廷需要的时候,这些商船、水手、大炮、舰长,是不是朝廷可支配的力量?
是。而且现在大顺就算海军全灭,三年之内,依旧可以建出一支齐装满员、水手充足、商船船长转的大副都有跨大洋航海经验的世界前五的舰队。
不是只有收入到国库的资源,才是国家可以调动的资源。
而二十年前的大顺和再往前的历朝,一直以来所能调动的资源,在均田法崩了之后,其实也只剩下国库的资源和“盐”这俩玩意儿了。
大明的军户制崩了之后,国防动员力量其实只剩下一个“盐法”了。
刘钰这二十年给大顺的“筑基”,筑出来的基础,并不体现在、甚至丝毫没有体现在国库收入上。
看国库收入,一点也看不出来大顺变强了。
而是直接将大顺的动员能力、可支配资源,直接和周边各国拉开了代差。
靠体量的优势,那不叫代差。
正是这个代差,使得大顺这一次盐政改革可以如此激进。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大顺的盐政,和大明的盐政,根本不是一个意义了。
大明国防动员只能靠财政收入和盐政,来调配资源。
大顺的盐政在大顺的国防动员体系中,已经出三甲了。
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的,一个是朝廷中枢的那些人;另一个,就是这些大商人了。
动员力量之类,商人看不清,也管不着。
但他们却可以直观地理解一句话。
“眼见他起高楼”。
松江府海商集团的这幢高楼,是他们亲眼目睹着拔地而起的,甚至可以听到咔咔地拔节声。
于是此时刘钰和陕西商人说的这句话,味道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朝廷大员和商人说话,是权与钱的斗争,是靠权来压制的。
而现在,刘钰说的这番话,是资本和资本的对话,权根本不用出面,甚至懒得出面。
之前的说话模式,商人是不得不服,口服心不服,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子孙科举混成官员,否则始终矮人一头。
现在,是刘钰站在商人喜欢的规则内,直接让陕西商人破防了。
站在商人的规则内,是刘钰主动放弃了商人没有的力量来说话的。
而他不首先使用的那个力量,才是他这个王朝公爵手里最强大的力量。
松江资本、蒸汽机,这是刘钰眼里的强大力量,却不是此时陕西商人眼中刘钰最强大的力量。
刘钰手里最强大的力量,在陕西商人眼里,是他家的红色大门、鎏金的铜兽首、七间柱的正堂、敕造的牌匾、水德到人臣极致的深青色服饰。
那件青蓝色的破衣裳,不值钱,如果用钱算,豪商能买的从伊犁铺到西安,西京有的是裁缝能做,但他们就是穿不了。那个破国公府,不值钱,大顺建得起那样国公府的豪商,只算钱,不下二三百,但他们连个大门都不能建。
这才是陕西商人眼里,刘钰拥有的最强力量。
而刘钰却没用这个力量,却用商人喜欢的规则,竞争、资本、技术的规则,直接破了陕西商人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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