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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练的统治者,一定会想方设法增加小生产者和自耕农的数量。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看,刘钰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皇帝说这些话,有极大的可能要借黄河决口为京畿和松苏之间,创造一个完美的小生产者和授田农的缓冲区。
小生产者和自耕农,是最为支持统治稳定的,也几乎算是最保守的。
一方面,他们和那些啥也没有的贫农佃农不同,对贫农佃农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新时代也是充满恐惧的,或者说对变革是充满恐惧的,因为他们并无能力在新时代分一杯羹,而且又对任何变化都惴惴不安。
对原本的大顺而言,山东问题是大问题,不敢轻动,甚至皇帝压根儿没有借机做事的资格。
但现在真的不同了。
运河漕米的改变,以及铁路的出现,海运的兴起,海军的强盛,皇帝有九成的把握,能在黄河决口后,完成对皇权最为有利的处置方式。
即便刘钰不确定皇帝是否会这么想,但借刀杀人这种事,还是很简单的。
利用大灾后的起义、吃大户等方式,消灭掉一部分地主;然后再出兵剿灭起义军;最后安抚赈济剩余的百姓。
这个很简单,不堵口子,派兵防止流窜,或者慢点打,三五年就够彻底大洗牌的。
同时借助灾后百姓的无以为生而降低对迁徙的抵触情绪,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授田耕种,另一部分人则远迁海外或者黑龙江。
实际上,以此时大顺的漕米运输路线和财政能力、军事能力,这么做的成本是最低的,也是对皇权最有利的选择。
反过来,站在真正做到全国解决土地制度、推翻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山东地区的地位变得相当尴尬。
如果,没有刘钰行海运、废运河这件事,一旦黄河决口,运河阻塞,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基本上……就是为王前驱。
但这种为王前驱,是说能够导致大顺朝廷混乱、对地方的掌控降低,憋着的阶级矛盾会此起彼伏地爆发出来。而大顺要保运河,肯定会选择重点镇压运河区的反抗,使得地方的反抗无力镇压,保不准就有能成事的。
这不是说造反有瘾,而是有些东西,只有靠这种方式才能解决。不管是均田保证大部分百姓在转型期不至于饿死;还是说瓦解掉士绅对地方的控制以新政府的新面貌集中力量移民……只靠大顺这艘旧船,是做不成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就算运河区爆发了起义,那也是死路,而且纯粹是白白牺牲、不可能影响到全国局势的那种牺牲,而且镇压起来会非常的容易,且也不会造成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切断。
如果皇帝足够老练,那么借着黄河决口问题,也就意味着大顺皇权的阶级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京畿地区,可以垦蒙、闯关东;黄河改道之后为天然的护城河;山东地区的重新洗牌塑造大量的授田自耕农和小生产者——这就是刘钰说的,那些良家子或者血税边军的小地主、富裕自耕农,才是皇权最锋利的刀。大地主和士绅,其实狗屁不是,脆弱无比。
实际上,在刘钰看来,当大顺集中了全部力量,完成了印度之战和这场欧罗巴之战后,大顺皇权已经没啥利用价值了。是要适当削弱、并且把那些埋下的雷一個个引爆的时候了。
老恩说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存和死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就像是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没有垄断的、专营的、集中力量的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大顺就没法打开欧洲市场,小散商全都会买办化,被欧洲的垄断公司一个个吃掉。会在小仓走私被人打死、和巴达维亚卖茶被人扣船压价中,不断轮回,打不开局面,绕不开商品同质竞争的印度。
但现在,他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即将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所以刘钰已经琢磨着让他死亡。
皇权,也即将如此。
某种程度上,这时候刘钰跳出来要解决黄河问题……
只说思路和逻辑,其实和后世沙俄斯托雷平改革时候,一些人想要干掉斯托雷平的思路差不多——真要改成了,将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其统治力量将大大增强。
而黄河决口,在二十年前,是极大动摇大顺统治的;但现在,刘钰觉得,老练的统治者,很可能借此机会,化祸为福,极大地增强皇权的统治基础。至少以此时皇帝的统治水平和手腕威望来看,很有可能。
即便不考虑这些原因,只是出于个人良心的角度,刘钰也希望能够尝试着以一种人定胜天的方法,来解决黄河改道问题。
尽人事,听天命,成不成的,尽力而为。
决口不是大问题,几乎年年决,年年堵就是了。
但前提是得有河道,没有河道,怎么堵?
改道是大问题,因为北边没有河道,只能是大水漫灌,彻底破坏山东地区的耕地体系——黄河漫灌区,会导致严重的盐碱灾害;会导致水文混乱;也会导致原本的灌溉体系彻底报废,这不是决口能比的,而是一场巨大的涉及上千万人口的灾难。
由是,皇帝由一开始的不解,再到沉默,再到琢磨着刘钰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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