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3章：消失的元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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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家讨论的声音逐渐变小以后，徐先生才继续说，“1951年的时候，我考入燕大，受教于邓之诚（文如）先生，承文如先生不弃，亲自在家里为我一个人开课，讲晚清史、讲如何鉴别史料……虽然我后来改学考古，但鉴别史料的课却让我受益无穷。一年我到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接受我作他的助教并能在他所开的‘明清史“和‘史料学“课上作辅导，都得益于文如先生……我从文如先生那里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

这个转折，似乎有些突兀，却也没有那么突兀。

因为他变相地跟同学们讲述，为什么他的讲座会涉及到那么多史料研究。

学界常说考古学有证经补史之功，何为证经补史，徐先生讲述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文献出发，结合实地发掘成果，然后去补充前人认知的错误。

同一史料，不同的解读，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傅斯年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史学方法导论》，里面就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史学便是史料学。

对此，他曾经展开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哈哈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事也是有学术理论支撑的。

研究历史，就要比较不同的史料。

研究元大都的历史，也是如此。

然而，考古学家并非史学家，做的不仅仅是书斋式研究。

徐苹方先生不认同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是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的。

如果仅仅上面徐先生提及的经历看判断，不了解他的人，会误以为他就是史学家，并非如此。

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燕大就被撤销，历史系直接并入了北大，徐先生才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55年毕业，被分配到南开，也就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搞基本建设考古，严重缺人，56年的时候，他就被调回考古所。

正是开始考古工作，从此由书斋走向田野。

徐先生既然讲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肯定也不会忽略这一段。

“我回到考古所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一有空就会到清华聆听赵正之、莫宗江等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与赵正之先生相识。同学们，可能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及赵正之先生，不管大家是研究元大都历史，还是做元大都考古，赵先生都是没有办法绕靠的一位前辈学人。而我跟元大都的缘分，也是从赵正之先生开启的。”

听到徐先生如此说道，同学们就语法好奇了。

赵先生不是北大的师长，他们多少有些陌生，而且，他们又不是学建筑学的，除了梁思成先生之外，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先生了解的并不多。

不过，也有了解营造学社历史的学生，知道对方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担任过营造学社的绘图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大家久等，“57年5月，赵正之先生作为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曾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众人恍然。

故事继续。

“赵先生晚年，为研究调查元大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那时，赵先生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bj中？经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赵正之认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奈何，62年，先生突然患上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先生心急如焚，不想带着遗憾离世，当时，在宿白先生的建议下，我负责记录先生的口述文稿，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赵正之的口述，历时两月。到最后他说话，声音都哑了，他也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

说到这里，徐先生怅然若失，遗憾之色，溢于言表。

文史楼的阶梯教室内，也是一阵沉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这种氛围，蔓延下去。

他继续说道，“实际上，我刚才所讲的观点都是来自于当年我记录整理的赵正之先生遗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66年的时候，本应在《考古学报》上面世，杂志都印出来了，还没来得及装订，便被当废纸处理了，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尽量让它发表出来，让同学们可以有机会阅读，以告慰赵先生的在天之灵。”

也不知道哪一个学生突然鼓掌起来，瞬间，教室就被掌声湮灭了。

此前稍微略显沉闷的氛围，也消散殆尽。

这时，徐先生说道，“当然，大家也不要有遗憾，赵先生的遗著可能会稍晚一段时间发表，然而，我们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1972年的时候，已经发表在《考古》1年度第1期。同学们，可以去观看。”

然后，就有同学喊道，“看过了。”

徐先生意外，“可以啊，不错，不错，看来同学们对咱们元大都考古工作还是很关注的嘛，据我所知，学校还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吧。”

有学生回答，“是小师兄，跟我们讲解的。”

徐先生望向站在讲台旁边的苏亦，笑了笑，“嗯，苏亦同学幸苦了。”

说着，朝他招手，“要不，你来跟同学们讲一讲？”

讲啥啊。

他才不班门弄斧呢。

不过抛砖引玉，还是可以的，于是他说，“要不，徐先生跟我们讲一讲，元大都发掘的具体过程吧，同学们都好奇在发掘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都纷纷对发生在咱们城里面的考古现场充满了好奇。”

徐先生当然不会拒绝，本来也算是在讲座讲述的内容范围之内。

于是，他说，“当年发掘条件艰辛，趣事极少，倒是困难很多。其实元大都的发掘，也属于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当时了配合bj地铁二号线基建工程，1964年～1974年，我们考古所跟和市文管处合作，成立了元大都遗址考古队。我就是队长，两个单共计13人。”

徐先生口中的困难并非说说而已。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发掘工作的困难，他说道，“元大都城考古面临着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它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被后来的明清bj城所叠压。好在，也有便利的一面，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我们在60年代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考古钻探，同时利用航空照片上所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bj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元大都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这个结论，苏亦不陌生了。

却没有想到，当年还可以利用航空照片，果然是首都的考古遗迹，这阵仗还挺大的。

“当时和义门瓮城的发现，在当时也是轰动全国的重大考古成果，本应受到重点保护。但是由于特殊年代并配合地铁基建工程，只能将其拆除。在拆除城墙过程中，我们社科院很多同事都是要分批前往西直门参加劳动的。”

“有一天，夏先生来西直门劳动，他边清土边观察和义门遗迹，乘没人注意时，向我小声嘱咐在发掘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被揪住把柄，遭受批评。和义门遗迹发掘完毕后，究竟保护不保护，其实，上面也是有争议的，最后还是决定拆除，不给予保护。”

说到这里，徐先生满是遗憾。

其实，这事苏亦也清楚，上面把这个差事交给郭老来处理，然而，郭老当时明哲保身，没有提出发对意见，也是后悔不已。

徐先生发现话题跑偏，气氛稍微有些沉闷，又笑道，“其实，在得知和义门瓮城遗址要被拆除以后，我就交代工作队的摄影师，一定要多照相片，我们花几万块钱（发掘），将来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别心疼胶卷！后来，我们拍摄大量的照片，我今天也带过来了，同学们相互传阅。”

说着，就对苏亦招手，让他把照片复印件发下去给同学们观看。

“高大雄伟的和义门瓮城遗址的照片，是考古研究所技术室韩悦先生拍摄的。为了照出瓮城的俯视效果，我们请市第一消防中队开来云梯车配合照相。消防云梯车开到工地后，在地面找好角度，云梯升高后由于四不靠，人上去后来回摇晃，要拍好照片是不可能的。最后，韩悦想了个绝招儿（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先把照相机固定好绑在云梯上，再把自己身体也绑在云梯上，云梯升高后掌握云梯晃动节奏，调好角度按下相机快门。连拍十余张，选出一张最佳的上图版。”

同学们一边看照片，一边听徐先生讲故事，也惊叹不已。

其实，苏亦也感慨。

他当年在考古工地的时候，也没少拍照绘图。

毕竟这是他的特长嘛。

然后发现，绘图的设备还是原始，在一些限制无人机航拍的工地，也只能靠拍照，然而，想要俯拍，也非常困难。

想要招云梯，想都别想。

说着，徐先生又说到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的发掘。

“该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元代建筑群。规模较大，发掘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但是这仅仅是埋在城墙里的一部分，城墙墙基以外部分，在明代初期已经被拆毁无存了。如此规模宏大的遗址，本应该原地保留，但跟和义门瓮城遗址一样，由于地铁工程的原因，只能迫拆除。”

这种事情，在后世简直不可思议。

但在当时，确实发生了。

很多人都疑惑十年代，国内都穷得叮当响，地上跑的大部分都是自行车，为什么会劳民伤财修建地铁呢？

劳民伤财不说，还会对bj古城密集的古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文化损失，政府为什么还要坚持修建呢？

实际上，当时修地铁，不单单是为了城市建设，更是为了战时防备。

当时，国际环境恶劣，不仅遭受西方的封锁，又跟苏联老大哥交恶。

大量三线工程建立，首都也开启了地铁工程，因此，工期特别紧迫。

“遗址拆除是一定要拆除了，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它被拆除前必须保留一套照片资料。为了给遗址照全景，我们设想了三种方案：一是用脚手架搭高台，但成本高，时间长；二是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借升降车；三是去消防队再借消防云梯。”

“经过讨论，大家都觉得第三个方案可惜，因为我们已经了经验了，当年拍和义门遗址就是借消防队的云梯车拍的，因为用云梯车既省时又省事。最后，我就让人去市公安局借消防队的云梯车。结果，这次却借不到车了，因为我们上一次把云梯车借走了，可巧bj饭店着火了，全市唯一的一台消防云梯车又去元大都遗址照相去了。此事惊动了总理，规定以后任何单位和人不得私自动用消防设备。没法子，我们只有釆取第二个方案了。”

“好在第二个方案可以顺利执行，不然，我们只能搭建高台拍摄了。经过多次协商，我们借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升降车，不仅如此，新闻制片厂的著名摄影师舒世俊也来到工地，借此机会拍照了发掘元大都遗址的新闻资料片。他们也是又任务要求的，因此，这事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由于新影厂的升降车高度不够，只能拍接片。我给你们观看的1972年《考古》第六期上用的图版，就是当时用升降车拍照的。”

“元大都的发掘工作，在当年属于轰动全国的社会事件，媒体也非常关注元大都遗址的新闻。随行来的舒世俊当年是随身摄影记者，除了拍一些工地发掘的照片外，还为我们拍了几张工作照。这一次，我也都带过来了，同学们互相传阅，不要着急。”

看着同学们对照片都比较好奇，徐先生都要出言安抚。

然而，人太多，大家都想看，还想看久一点，势必会耽搁时间。

按照这种速度，传阅下去，讲座早就结束了。

后面的同学就有些着急了，各种催促。

最后苏亦都要亲自下场，他把照片收起来，然后跟举牌模特一样，拿着照片绕着过道走。

尽量让大家快速浏览一遍，就算如此，速度也快不了，因为过道都有学生蹲坐在其中。

没法子，没有ppt的时代，就是这么原始，好在徐先生的准备已经足够充分了，换成别人，连图片都没有，只要讲稿。

就算苏亦自己讲课，也只能手绘。

见到他这一举动，徐先生不得不放缓语速。

好在苏亦展示图片的环节，也没有占用太长的时间。

徐先生的讲座也到了尾声。

“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勘查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基址；特别是1969以后，配合建设工程，对和义门瓮城城门和雍和宫后后身、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bj一〇六中学等处的若干居住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这些工作成果，对于我们具体地了解元代的阶级斗争、社会生活和城市建筑等方面的情况，有很大的帮助，对于飞速发展的首都建设，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其实，这些报告里面都有记录。”

听到后面，苏亦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徐先生说的对，他说的这些，报告里都有，而且基本上就是原话复述。

而且听起来，也没有那么枯燥。

这就是早些年发掘报告的写法，很多用语都很朴素，充满了年代感。

比如，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无产阶级……期间，全国各地勘查、发掘了许多重要的古代遗址，为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和向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阶级都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bj元大都遗址的勘查和发掘工作，就是其中的一项。”

满满的时代感。

其实，这个年代发掘报告，远远没有后世那么无聊，通篇都是套话空话，讲得云里雾绕，干巴巴的。

甚至退回民国时期，那个年代的发掘报告就是更加有趣了。

除了发掘人物之外，也记录了很多跟时代有关的琐碎事情，比如，发掘雇佣了多少人以及多少匹马，花了多少钱，发掘现场的环境，以及当地遇到的状况，都会有记录。

有些报告，都可以拿来当史料引用。

而不想后世大部分报告，基本上都是记录器物，而少了人文气息。

总的来说，观看发掘报告都是很枯燥的事情。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只能算的上是简报而不算报告。

就算后世，苏亦读书的时候，元大都的发掘报告，也一直没有出版，依旧封存在资料库里面，整部报告的面世，遥遥无期。

文章也涉及到bj中轴线的描述。

“元大都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这也就是明清bj城的中轴线。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大都中轴线上的大道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报告还给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结论。

“元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即今旧鼓楼大街。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始改建钟鼓楼于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的旧址附近，因此，明清bj的钟鼓楼才正建在城的中轴线之上。”

那么元大都的钟鼓楼，在不在中轴线上，后世学界争论不休。

时不时就有学者撰文质疑。

毕竟元大都的研究是一个学术热点，再加上，后世bj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推动，这个热点就更热了。

动不动就学术项目立项。

就算为了申请项目资金，也要努力往热点靠拢。

这也是学术界的常态，冷门的研究，不能为政府服务的学术研究项目，自然不会获得政府经费的支持。而为了申请经费，更多人都往社会热点方向使劲，势必会造成大量重复成果。

想不重复怎么办？

只能各种学术碰瓷。

不过质疑的声音，大部分都是考古学界之外。

前世考研，苏亦在北大蹭课的时候，就听过一个瓜，当时，宿先生跟徐先生两人联合指导的一个博士生，恰好在北大做访问学者，这位老兄就曾经写文炮轰郭超的《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说这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还说，郭在作者里面搬弄是非，借杨鸿勋为该书写的序言，抹黑徐苹方先生的形象。

“……关于元大都规划的研究，历来着重文献记载的想象推测，实质性的规划考证方面，科学性或有不足，赵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夏鼐所长鉴于元大都研究系建筑考古学问题，曾多次嘱苹芳同志与我合作开题，进行元大都研究，但是此事一再拖延而未能落实。苹芳同志曾单独率工作组，配合bj地铁施工，清理元大都后英房等几处居住遗址，因为没有建筑考古学研究课题的学术思想，始终未能针对元大都规划问题的考证进行有效的考古探查和发掘工作。只是凭现在地面街道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臆测，也与史实相违背。”

甚至，这书大量质疑《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的观点，各种挑刺。

苏亦也是因为这事，才对元大都的研究史感兴趣的。

实话实说，《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能被质疑吗？

当然能。

里面有错误吗？

受到时代的影响，肯定有。

甚至有些数据也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详细罗列。

而且，考古研究就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不断地有新的发掘成果推翻旧有的主张。

但郭的这书，主观意识强烈，很多时候，质疑的论点也站不住脚。

然而，不管学界怎么质疑，中轴线的主观点依旧是由梁思成、赵正之、侯仁之等先生提出的在今故宫—钟鼓楼一线，这种说法逐渐成为共识，bj总规所说的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k“传统中轴线”，就是基于这种看法。

也就是后世申遗的中轴线。

当然，侯仁之先生的看法，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甚至，&bp;这个时候，他的文章《元大都城与明清bj城》还没有发表出来呢，当然，不怪侯先生，谁让《故宫博物院院刊》还没有正式复刊呢。

看来，自己在故宫编辑室，也努力工作了。

一想到这，苏亦忍不住笑起来。

脑补太多了。

那么元大都的考古发掘，有什么作用呢？

难不成真的如《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里面说的一样，“……向广大群众进行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当然不是，它的发掘，对如何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考古，作了非常有益的积极探索。

这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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