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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机缘巧合,历史不能复制。

苏亦毕业以后,宿白先生肯定不会让他外放。

原因多种多样,但,最大的原因就是苏亦年纪太小,不放在身边,估计北大的各位师长都不放心,更不要说宿白先生。

因此,见到苏亦,张先生也不由感慨自己的求学生涯。

他说,“我当初到考古专业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喜欢,觉得整天研究些坛坛罐罐、砖头瓦块,理论贫乏,枯燥无味。直到后面,慢慢喜欢上考古,喜欢上田野,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都是这样,王镜泽的真香定律,大佬们也不能免俗。

张先生之所以感慨,主要是他觉得苏亦这么小,就毅然决然选择考古,而且一步到位敢报考宿白先生的研究生,这种魄力,就不是一般的少年天才能够拥有的。

要知道,少年天才有,但能够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敢去尝试的,可不多。

这样具有行动力的苏亦,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面对张先生的感慨,苏亦只能傻笑,不然,他也不知道该说啥。

好在,休息室内,除了几位先生外,也有其他年轻的老师。

比如讲战国秦汉考古李如森,就曾经去过北大进修,当过俞伟朝先生的助手。

还有商周考古的助教许伟老师,他则是吉大考古专业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之后到北大跟着邹恒先生进修,做他的助手。

现在老师来自己的学校了,肯定也不能确系。

最后就是隋唐考古的魏存成老师,一看他的研究方向,就知道跟苏亦关系莫逆。

因为国内,这个时候,研究隋唐考古的大拿只有宿白先生。

而对方毕业留校以后,1973年就被张忠培先生送到北大进修,跟着宿白教授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1975年8月学成归来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研究。

此外,这位先生也不拘泥于隋唐考古,他在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以及同时期朝鲜半岛、日本考古与历史诸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这在全国独树一帜,发挥了吉大的地方优势。

因此后来,中国要将“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魏教授是名符其实的高句丽专家做出极为突出的贡献。

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嘛,作为师兄,见到小师弟来到自己的地盘,他整个人热情的不得了。

魏师兄忆苦思甜,回忆在北大跟随宿先生学习的美好时间,苏亦自然要扮演好忠实听众。

而且他也真没想到,会在吉大有直系师兄。

反正一窝子的熟人。

大家都天南地北的聊着。

然后说着说着,话题就拐到苏亦的身上。

他的年龄肯定是大家重点讨论的话题。

这么小,就读研究生。

绝无仅有。

说着,就提到他在研讨会上的表现,都好奇他怎么会研究“数字挂”,要知道苏亦能够在会场帮助张政烺先生补充说明古代筮法,还提出“数字卦”这个概念,给与会的众人留下几位深刻的印象。

没法子,面对众人好奇的目光,苏亦只能瞎扯,“除了家学之外,主要还是受到商承祚跟容庚两位先生的影响,我也受到他们的才开始学甲骨文的。”

众人恍然。

甚至姚孝遂先生还拿他跟商承祚先生做比较,“之前在南湖宾馆,大家都感慨你们广东出人才,尤其是中大的曾宪通先生,还跟我们说,你跟商老一样,都是少年天才。还遗憾,这一次商老已经确定名单要过来了,后来感冒了,天气太冷,也跟容老一样,没有过来了,不然见到你肯定非常高兴。”

苏亦也觉得遗憾,“我之前在广州省博实习的时候,时间太匆忙了,也一直没有机会拜访商老。”

这个时候,高铭先生突然笑道,“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初苏亦报考我们北大的时候,中大的梁钊韬教授还打算跟我们抢人呢。甚至,商老家的大公子商志谭打算帮商老收徒的,他还许诺,要是苏亦愿意去中大,就让商老收他为关门弟子。”

这话,让众人意外不已,纷纷惊呼,原来苏亦跟商老还有这样的缘分。

姚孝遂先生直说可惜,然后他又说,“这一次,商老原本是要来的。不过容老已经84岁了,天气太冷,路途太远,所以容老早就跟学生们说不去长春了。但商老没有征求容老的意见就敲定了到长春开会的名单,当商老宣布自己同一班青年教师一道到长春参会后说:“容老因年纪大,这次就不去了。”容老听后马上发火道:“谁说我年纪大就不去,你比他们大三四十岁都能去,为什么我比你大八岁就不能去?”结果,临到出发的那天商老也生病了,两位老先生,也都来不了,听说因为这事容老都乐得不行。”

众人笑得不轻。

当然,真以为两位老先生,关系不融洽,那就错了。

两位老先生关系很好,都认十年了,商老话多,容老寡言。当商老说到容老不多前辈混个脸熟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自己去找上门的时候,就方便很多了。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机缘,羡慕不来。

在曾宪通看来,苏亦跟商承祚先生很像,那是因为商老是他的老师,习惯性从古文字方面出发。

而张忠培先生,对于苏亦又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我倒是觉得你跟梁思永先生挺像的,都是新会人,都一样的天资聪慧,也希望以后你学有所成,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楷模。”

张先生这个说法,就是从考古学术背景去看待苏亦了。

在老一辈考古学者之中,也确实只有梁思永先生的这样的前辈才能够被称为少年英才了。

苏亦哪里敢跟梁思永先生自比。

他前世读研的时候,研究的就是考古学术史,张先生对梁思成先生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

他晚年,曾经做过考学学术史分期,他提出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三座丰碑,分别代表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

安特生就不说了,中国考古学正式成立就是因为他。

张先生把梁思永他还有苏秉琦先生相提并论,足以见得他对梁先生的推崇。

说着,张先生进而开始谈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

梁思永先生贡献自然很多。

比如他发掘的昂昂溪遗址,就是中国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工作。

之所以强调中国学者,那是因为早在昂昂溪遗址之前,东北地区就已经有沙锅屯以及貔子窝两处遗址被发掘,不过这都是外国人进行的发掘跟中国学者无关。

因此,梁思永先生依旧是中国在东北考古的第一人,这点无容置疑。

实际上,梁思永的重要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非要概括的话,有三个方面。

(1)建立科学的考古方法。他发表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指导性论著。

(2)树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辉典范。梁思永富有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昂昂遗址的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考古学两大方法论其中之一的地层学就是从这里开始运用的。这才是昂昂溪遗址发掘在学术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

(3)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业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先生的熏陶和培育。

这样一个在考古学术史上具有丰碑式的人物,苏亦凭啥跟人家比较?

他拿什么可以比较?

就算再给他几十年的时间,他也不一定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

因为对方是先驱,是开拓者,他最多算是继承者。

张忠培先生把他跟梁思永先生对比,完全就是因为他跟梁思永先生都是新会人,以此来勉励他吧。

不过能够跟自己的偶像做比较。

苏亦还是很高兴的。

都重活一世了,未来,自己要是不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那也太丢脸了,都没脸面对新会父老了。

当然,苏亦终究是小辈,他虽然是话题人物,却不能始终占据着话题的中心。

师长们,也有他们的话题要聊。

比如,高铭跟张忠培两位先生是同班同学,他们大学四年都在一起,再加上张先生读研几年时间,恰好高铭先生留校,两人相处的时间非常多,又因为当年研究生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因此,那些年,他们可以说是北大田野发掘的主力军。

如此一样,肯定就绕不开张先生在华县队的工作经历的。

甚至,1958年,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工作,就是高铭、杨建芳、张忠培,三人参与的。当时,高铭先生留校任教,主要是带学生参与田野实习,杨建芳跟张忠培两位先生都在读研,也一起带队主持发掘工作。

毕竟是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几位先生回忆起来的时候,肯定充满感触。

苏亦很自然就把话题带到这个方面来,一方面,他是要分散火力,减少师长们队他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对当年的发掘经历也充满好奇。

考古遗址的发掘,发掘一次就少一次,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前辈们发掘完毕,作为晚辈只剩下学习的份了,想要重新参与,基本上不可能。

只能通过论文或者发掘报告去窥探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工作。

除了泉护村遗址,还有元君庙墓地遗址,不过高铭先生中途就撤出,只是参与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后面的元君庙墓地发掘,并没有参与。

因此,张先生就是发掘的主要领头雁,当年的发掘经历也成为他学术生涯主要成果之一。

说到这次发掘经历,张先生也兴奋不已。

“1958年12月,在9月开始的泉护村、元君庙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解古遗址的类型与分布,我们组成三个小组,在华县、渭南再度进行调查,并在虫陈村、南沙村、郭老村、涨村和白庙村等地进行了试掘。然后第二年4月,我们依据对泉护村、元君庙遗存的上述认识,再度复查了华县境内的古遗址。并试掘了南沙村、虫陈村和老官台等遗址。”

说到这里,张先生感慨,“后来因为老官台遗址出成果了,开始被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关于发掘资料,我们到了1959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对两次发掘做出泉护村遗存初稿;1960年底至1961年初,杨建芳跟我又写出二稿。1973年的时候,我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补。可惜,发掘报告的出版,依旧遥遥无期。”

听到这里,苏亦有些好奇发问,“听说,张先生当时对元君庙仰韶墓地分期研究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没有这回事啊。”

瞬间,张先生露出了回忆的神情,然后点了点头,“确实不容易,华县元君庙遗址,当时恰好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于是,在1959年,我就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初稿,当时,是套用了马克思理论,以论带史,头一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母权制时代。当时,我把这论文拿给苏先生看的时候,还特别得意,结果,老师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表情,直接让我对墓地做进一步分期研究,当时,我的心宛如浇下了一盆凉水。此后,分期分了三年,搞不出来,我请示苏先生真的分不出来了,要不就不分了吧?苏先生当即沉下脸,让我继续分期研究。”

“当时,望着老师离开的背影,杂陈。但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还这么重视这批材料。这个老先生多执着啊,对于考古事业这么忠诚。接着我就想,科学世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只要是万一分出期来呢?我没分出来,我这辈子就失掉了一个搞明白古人的机会了,而这个真相本应该我来发现的。”

“那一次,我三天两夜几乎不眠不睡,终于完成了墓地的分期,而且,也没有用一座房屋或者一座墓地为研究单位的做法,而是将每排墓葬解释为了一个氏族墓地,由此确定了墓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因此,《元君庙仰韶墓地》也获得先生认可,甚至,还被他成为是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

言及于此。

张先生的表情充满自豪。

故事说完,张先生就忍不住开始拿出香烟开始给各位先生散烟,而且抽的还是“迎春”,这可是好烟,一般人也舍不得抽,甚至,他还习惯性地朝着苏亦递烟,这一举动,让苏亦哭笑不得,连忙摆手,倒是很乖巧地没拿起火柴盒开始帮各位先生点烟。

一时之间,休息室内,烟雾缭绕。

苏亦见状,也觉得好笑。

这年头,可不兴什么吸烟有害健康。甚至苏亦听说早些年飞机都可以抽烟呢。

不愧是湖南的大佬,一口湖南乡音就算了,还喜欢抽烟,很有伟人的风格。

不过,烟瘾大的,也不止张先生。

俞伟朝先生烟瘾也很大。

苏亦听说,六十年代的时候,买烟要烟票。俞先生很烟,最好的,是待客时才抽的。

一抽烟以后,张先生的话题就刹不住了,说起以前的经历越发兴起。

估计,吉大的青年教师没少听他的故事,都开始学会当捧哏。

因此,面对苏亦这个新的听众,张先生讲得越发有激情。

甚至到最后,他充满豪气地表示,“元君庙,全是我自己的东西,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参考,开辟了研究墓地的一种模式。既没有洋教条,也没有中教条,被材料牵着鼻子走的,这么艰难之事……我不入地狱,谁入呀?”

这话说得真霸气。

听起来也很带劲。

甚至让人羡慕。

可以说,开创自己的一套理论。

何为创新,这就是。

张忠培先生的故事,也让苏亦听得热血沸腾,也恨不得自己可以参与发掘,甚至可以独立主持发掘一个遗址。

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属于自己考古发掘报告编写的机会。

当然,这也只是想想而已。

就算是高铭先生,这么多年来,参与那么多考古发掘,带了那么多届北大的学生参与田野时期,他也没有独立主持发掘遗址的机会,苏亦想要独立主持发掘,哪有这么容易。

估计十年以后,再说。

看着他一脸羡慕的模样,张先生不由笑道,“听高老师说,你在广东参与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还参与编写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有没有这回事?”

苏亦多少有些不好说,“做一些基础工作,还有第一部分绪论,后面主要还是整理资料,填写资料表,顺便画一些器物图以及地形图,能够做的工作不多。”

然而,他的话,却让张忠培的目光亮起来,“可以啊,才第一次实习,就能够参与发掘报告的编写,这个经历非常难得。我们学考古的,要是没有田野经验,没有发掘报告的编写经验,那就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的考古学者,这点上,你已经走在很多同行的前面。更加难得的是,你竟然还会考古绘图。”

这时,邹恒先生突然说道,“这小子家学渊博,美术世家,美术功底相当好,这也是为什么宿先生会收他入门下的原因之一。”

张忠培恍然,“难怪你前几天要跑去研究伪满时期的建筑,敢情是要继承宿先生的衣钵,有意要把古建考古领域发扬光大啊,不过这个方面,又涉及到梁思成先生的领域。”

说到这里,张先生也反应过来了,由不得感慨,“果然是新会的。”

似乎想起来什么,又道,“听说,启功先生还给送给你好几幅书贴,有没有这回事。”

苏亦只能点头啊。

“不愧是陈垣先生的小老乡。”

得,张先生三言两语之间,就把他的老底都给撂光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新会人的乡土之情。

以前没有感受到那是因为他的位置不够,现在能够获得到这种来自于故乡前辈学人的恩泽,那是因为他恰好出现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

不然,他真像前世一样,到云大读书,这些老前辈想要照顾他,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归根到底,还是要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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