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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和孩子,就在他的眼前被炸死,那是任何一个军人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耻辱。那是,他们拿起枪时誓言要保护的人啊!
小蝴蝶或许会忘记很多事情,但百岁老兵眼窝里的泪水,却早已流进他的心里。他无法帮他做什么,但他,可以帮他维护军人的荣誉,率领麾下之军死战,战死,就是维护军人荣誉最简单的方式。
至于说,整个战争的胜利与否,那早已经是注定的,刘浪一点儿也不担心。历史可怕的车轮,会把发动战争的元凶碾压至粉碎,犯下累累罪行的那些人,都会被吊死绞刑架上。
从来到这个时代,刘浪就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小人物的代表,为了小人物们的生存,在这个时代苦苦挣扎。既然日本鬼子不让大家伙儿活命了,那就一起去死吧!
在柳川平助做出这个战术计划的那个时刻,刘浪率领着独立团数千人正在还没有溃兵的公路上向松江狂奔,他是来赴死亡之约的,哪怕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过是只扑向火堆的飞蛾。
可是,当飞蛾多到一定的地步,熊熊燃烧的篝火,也是会扑灭的吧!位于无锡的第67军一样有3万只飞蛾在路上向着松江这个大火堆疾奔。
当然,究竟是火堆将飞蛾当成燃料,还是飞蛾用尸体堆灭了火堆,这是中日双方谁都无法预料的。对战的双方都已经翻出各自的底牌,日军的底牌目前明显占优罢了。
柳川平助的战术计划对于淞沪中国军队极为致命,也为他在曾经时空中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但若说他是军事大家,那却也未必。
别说他一个区区陆军中将,就是放眼整个日本,能堪称军事大家的,有吗?
在二战中,日军是公认的“战术一流,战略末流”。1937年7月,一厢情愿地以为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还会像以前那样忍辱退让,殊不知“西安事变”之后的中国,坚决抗日已经成了全中国上下公认的主流看法,在全中国汹涌的抗日情绪下,“卢沟桥事变”怎么还可能像过去那样收场呢?而在华北的冲突全面扩大后,本来日军的战略方向是由北向南,这样一马平川而且由高到低的地形能更好发挥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但是随着“三事变”爆发,作战的重心又转向了华东,战略进攻的方向改为沿长江由东向西,这一带连绵起伏的丘陵和纵横交错的水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从而陷入了持久战争的泥潭。可以说,日军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大战略,完全是脚踩西瓜皮——踩到哪里滑到哪里,甚至是被中国的战略牵着鼻子走。
如果非要从癞蛤蟆堆里面挑只青蛙出来给日本人脸上贴贴金的话,那勉强还算是有一个,那位咋说玩儿的还有点儿花。
实际上,当时日军高层存在两种意见分歧:一种主张利用“卢沟桥事变”和“三事变”,全面扩大侵华战争,彻底征服中国;另一种意见则是认为日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和美国,所以不应该在中国扩大战争规模,浪费宝贵的战争资源,而是尽可能就地解决,积蓄国力将来和苏联美国开战。
当时前一种意见无疑是日军中的主流,大多数日军高层将领如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长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都是持这一看法的,而后一种意见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少数人坚持。
石原莞尔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但他却是非常熟悉国际形势的务实派,而且是日军中极少数具有战略头脑的人。他就认为日本应该全力开发“满洲”,尽量消化吸收“满洲”的资源,提升日本的综合国力。所以他对挑起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事变都是反对的,更不同意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他主张将华北的部队都撤到山海关内外,再由近卫首相和中国举行谈判来解决争议问题。应该说石原莞尔的建议非常阴险,如此一来,中国要想收回东北就将遥遥无期。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纳,所以当日军不断向华北和上海增兵,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后,他认为日军的高层领导缺乏战略远见,这是将日本推向危险的深渊,因此于9月愤然辞职。
无疑,这个蛤蟆堆里难得的“小青蛙”还是很清醒的,事后中日战争的走向也和他想象的差不多,日本在中国投入了近200万精锐陆军,整场战争持续了八年,战死42万人,耗费了难以想象的巨量物资,就算没有美国牛仔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本人的完胜,日本也会在中国被一点点吸干。在战争的后期,别说中国占领区的日军的牛肉罐头变成了杂鱼罐头,日本本土狂热的国民们其实早已经快吃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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