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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芳芬家兄妹三人,不知是什么原因,舅舅和妈妈都是农村户口,只有小姨是定量户口,听妈妈说了一次,有些含糊。
大概是,刚刚解放那会儿,妈妈家也是个小业主,但不在三水县城,而是在下面的一个镇子上做些小生意。
后来乡下分田地,外公就同意小女儿拿了定量户口留在镇子上上学,儿子和大女儿回原籍分田亩种地,也就变成了农村户口。
当时不知道只要是定量户口,国家就会安排工作,以为有田就不愁温饱,谁知分到手的田亩没几天又全部归了集体,吃亏吃到姥姥家了。
说实话,黄道舟是个很称职的丈夫,他疼老婆,爱子女,吃苦耐劳,同事给半个烧饼、一颗糖他都会省下来,带给儿女吃。
姨夫是个破落资本家的儿子,穷得叮当响还不会疼人,也不耐烦教育子女,活得没心没肺。
但是他也和黄道舟一样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可惜这年头能够写一手好毛笔字的人太多了,基本上屁用没有。
也只有在过年前帮同事、邻居家写春联时能够听到几句恭维话,满足一下虚荣心。
一般情况下,给左邻右舍写春联的十有都是穷酸,还都互相不服气,都认为自己的字比别人写得好。
黄瀚至今都记得,黄道舟就曾经不止说过一次,他的字恢弘大气比小姨夫写得好。
那时的黄瀚不懂啊!也不会提出如“既然你的毛笔字这么厉害,为什么买不着钱?”这样的疑问。
也幸好黄瀚没有说过这种话,否则屁股被揍得几天都坐不稳凳子大有可能。
说实话,这个时代在外面经常受窝囊气的父辈,回家后瞧见孩子不顺眼,打孩子出出气的比比皆是,黄瀚小时候没少挨揍。
父母揍孩子并不表示不爱孩子,挨老子揍了的孩子也不会记仇更加不会脆弱得需要心理辅导。
这个时代的孩子内心强大着呢,身上的淤青都没退,继续皮得讨来下一顿暴揍的不在少数。
小姨家有个不称职的一家之主,直接的结果就是三个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强,小小年纪就都会煮饭、烧菜。
算得上穷困潦倒的姨夫依旧附庸风雅乐此不疲,总幻想着写出东西一鸣惊人。
可惜文采跟天赋息息相关,他写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只是偶尔有一两篇小文章在发行量一般般的报纸、刊物上发表,挣到的稿费还不够买纸笔、付邮费。
两千年后经济水平略微好转,他还自己花钱出书,结果就跟赵本山小品里宋丹丹扮演的角色出的那本《月子》一模一样。
现在的姨夫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没有正式工作,做临时工总是干不长,理由都是被有关系的人挤掉了工作。
小时候的黄瀚一点点也不怀疑这样的说法,认为社会不公,老实人吃大亏。
后来长大接触到了社会,这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姨夫自己。
很简单,一个自认为才高八斗的临时工,现实中是个言过其实的手残,领导不待见,同事排斥,肯定是第一个滚蛋的人。
黄瀚安慰张芳芬道:“妈妈,等‘双肩包’样子做出来你可以让小姨利用下班时间来家里帮着做,可以一天给她一块钱。”
“嗯!小姨的工龄短工资不高,比你爸爸还要少四块钱一个月,真能赚一块钱一天,能顶一天工资,她要是知道一定乐坏了。”
“小姨来家里帮着缝纫,肯定要用我们家的缝纫机,妈妈,你以后要学着做领导,你的主要工作是把握质量,分发布料、拉链、纽扣计算该给出的工钱。”
“我晓得,就是不知道‘双肩包’的生意能不能做得长久?”
“肯定做不长,但是做三五个月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要有本钱,要不然做出来一二百只,家里就没钱买拉链给工钱了。”
这个账黄瀚大体估算过,如果全是利用一块钱一捆的“劳动布”布头,一只“双肩包”的成本应该在两块钱至三块毛钱之间。
压货二百只就得有五百块钱左右的本金,运到沪城有成文革爸爸帮忙用不着考虑运费,但是黄瀚需要时间去沪城完成销售,自己去还不行,至少要有张芳芬陪着。
最好的销售时机应该是寒假过后开学前几天,沪城何其大也,黄瀚相当熟悉那地方,这么时髦、结实、耐用的“劳动布双肩包”,他有信心利用几天时间卖几百个。
处处需要花钱,买间房子开个小店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这才是接下来的一两个月的重点,做“双肩包”不急,可以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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