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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朴素的认为,能指点墨巧司工匠们发明出这种神异之物的皇帝,必然是真神下凡。
否则,百姓们实在难以理解,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的电报,竟然可以传递消息,数千里的距离,转瞬即至。
相比之下,朱高煦在乾熙六年裁撤努尔干都司,新增置辽西省、松花江省、黑龙江都司、努尔江都司,倒显得理所当然了。
总而言之,别说齐泰、夏原吉在朱高煦处置了右佥都御史李新等人后改变了主意,就连蹇义、于彦昭、李景隆、徐辉祖也相继出言附和齐泰的观点。
“既然如此,朕准了诸卿的建言,先开建京同、玉同两条铁路,但工期要缩短,朕只给四年的时间。”
朱高煦目光扫过徐辉祖等七人,朗声道:“修建铁路比铺设有线电报要难,朕原本打算把京同铁路交给于谦主持修建。可胡濙重掌专利局之后,于谦已被朕派出去督修‘辽阳至吉林有线电报’。因此,主持修建京同、玉同两条铁路的大臣,诸卿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这个问题虽然不是送命题,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被推举者若是将来在任上犯了错,或是耽误朝廷建设铁路的工期,那么今日的推举者则需要负连带责任,至少也会被御史弹劾一个识人不明之罪。
此乃举荐责任制。
尽管历朝君王都知道举荐责任制与官员间的党争、包庇有密切关联,却依然坚定不移的施行这一制度。
原因是此制度的存在,有个最大的好处,即可以限制官僚的权力。
因为若没有举荐责任制,官员们完全可以以个人喜好为导向,手下谁给的钱多就提拔谁,谁拍的马屁好就提拔谁等等,毕竟被提拔的人犯了错,这个官员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反之,举荐要负连带责任,情形严重者会被撤职的话,那么官员们在举荐人时就会慎重,甚至会多方面考核或试探被举荐的人。
如此便可极大的杜绝官员对举荐权的滥用、乱用。
此时,就算是久掌吏部,对朝廷储备的各种人才了然于胸的蹇义,也是眉头紧皱,认真在脑海中思索着合适的人选。
“陛下,臣推举顺天府尹王骥主持修建京同铁路。”
李景隆出人意料地打破沉默,率先开口道:“王骥自乾熙元年五月就任顺天府尹以来,廉洁公正,不附权贵,敢于替百姓申不平,为朝廷办了不少实事。”
“京同铁路的修建,涉及到拆迁及安置事务,非公正为民之人不可升任。这一点,王骥附和要求。”
“再者,修建铁路并非高坐衙门大堂指点手下人干活就行,还需要不畏艰辛,亲临工地,甚至明察暗访,以防有人偷工减料。可见体弱胆小之人,断不能胜任。”
“而王骥此人乃武事科进士出身,精于骑射,刚毅有胆。如今虽已年过五旬,却依旧威武有力。由他主持修建京同铁路之事,臣觉得甚是妥当。”
朱高煦当然知道王骥,毕竟此人能升任顺天府尹,皆是他朱高煦一手提拔而来。
早年王骥经县学推荐入金陵常科书院进学,于永乐八年考中武事科进士,授职兵科给事中。
不久后,他兼御史之职,奉命巡察山西旱灾,并在深入了解盐池地区百姓疾苦后,奏请朝廷免除盐池拖欠的赋税二十余万石,得到了朱棣恩准。
经此一事,王骥从寂寂无名的寻常官员,一跃成了山西盐池地区百姓心中的大清官,并由此得到了朱高煦的看重。
之后,王骥历任应天府府丞、行在北平都察院御史、山西按察司副使。
乾熙元年五月,朱高煦借吕震桉,对六部九卿进行了人事调整,原顺天府尹顾左被升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时任山西按察司副使的王骥受召入京,担任顺天府尹。
“不错,王骥老成持重,是主持修建京同铁路的合适人选。”
朱高煦没有询问众臣意见,而是直接下令道:“内阁拟旨,自即日起,于工部下设铁路局衙门,设侍郎一名,专司铁路营建、修缮等事务。”
“暂于铁路局下设直隶清吏司一处,依制设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由顺天府尹王骥兼任工部铁路局侍郎,主持修建京同铁路之事,限期四年完成。”
p:昨天下班太晚,累成狗了,所以没有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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