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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
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
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万两以示抚恤。
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
而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昞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威海港里，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党、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
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
直至宣统二年(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丁汝昌战后长期背负罪责，至今仍争议不断，有很多不实之辞应当加以澄清。指责丁汝昌的不实之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说丁汝昌能力不强、指挥无方。
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军专业，领导管理能力不强，造成舰队管理不善。
另外，有人认为丁汝昌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结果。
诚然，丁汝昌出身淮军，并非海军，专业知识不及留洋培训将领。
但北洋舰队的重要性决定了提督一职在李鸿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这支舰队，不用能人不足以驾驭这支舰队。
与北洋舰队科班出身将领相比，丁汝昌是资历最深、作战经验最丰富、战功最多的将领。
行内人都知道，创建一支新军与接手一支老部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统领舰队的提督，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使舰队成军，并投入作战，其责任、压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丁汝昌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学习近代海军知识。
从他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可以看出，他海军专业术语熟练，表达准确，相当熟悉舰队业务，具体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枪、逐日轮流打靶的训练安排，甚至舰船修理旧洞的数量他都亲自抓落实。
某次，运抵军中的煤炭短少吨，丁汝昌硬是次追讨，直至补齐，从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建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二说丁汝昌"怯战"，消极保船，贻误战机。这一指责实际上是朝廷大员推卸责任、寻找战败替罪羊之举。
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几乎参加了北洋舰队除丰岛海战外所有的战斗和重大行动，黄海海战中，他负伤后还不肯进舱，仍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
而在抗敌过程中，丁汝昌时常遭受无端指责及处分。
他有许多机会推诿卸责脱离战场，但他从未这样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来自朝廷的问罪、处分和言官们如潮的声讨、谩骂，抱定必死决心，忍辱负重坚守指挥岗位，直至自杀殉国。
丁汝昌在指挥上深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方针的束缚，但他仅是这一方针的执行者。
将"怯战"、消极保船和贻误战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显然有失公正。
三说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败的祸首。
这是当时光绪帝和一些朝臣为推卸战败责任对丁汝昌的指责，什么丁汝昌"一贯畏怯避战"，"旅顺危急，率兵舰望风先逃"等，
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称他自杀不是"以死报国"，而是自知罪责重大，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
在舰队陷入绝境之际，日军将劝降书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诱他投降，丁汝昌斩钉截铁表示"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在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以北洋舰队残余兵力多次击退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
"定远"遭袭时，他正在舰上与诸将议事"靖远"中弹时，丁汝昌正在舰上督战，并意欲随舰俱沉。
仅用"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来解释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无可否认的，丁汝昌和邓世昌以及刘步蟾都是此次战役中的民族英雄，即便是在北洋水师处于前面备述的种种困难和不足当中，他们也无惧敌军，英勇奋战至最后一刻，而那些临阵脱逃的，事后骂娘的，守着姨娘抽大烟的清廷败类们，有什么资格对战死沙场的英雄们指指点点！
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的心痛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北洋水师的感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可以与他相比，对于牺牲的将士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他更为心痛的，然而倍屈辱的还不是这次战争的失败，而是失败后的算总账！
没有人知道，当他得知水师和炮台全军覆灭后他是如何的心痛，没有人知道，当他得知这些将领们牺牲的细节时他是如何痛哭的！
朝廷中的清流一派虽已下台，却在暗自看他的笑话，议和的一方早已准备好了材料，等待他去受辱，而主战的一方早已拍案惊起，将他骂了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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