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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的“宁头,不当牛尾”,根源就在于鸡头虽小,但自己可以做主,牛尾虽大,但自己只能跟随。公社书记虽然在国家干部体系中是最基层的“鸡头”,但却是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一个“土皇帝”。特别是在高度集权的国家计划时期,公社书记更是拥有招工、招干、招生的“三招”大权,拥有分配各种物质票证的大权,拥有任免各个大队和所辖单位领导的大权,拥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大权,公社书记的一句话,往往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划定了一个人的轨迹,确定了一个人的贫富。现在虽然招生权没了,招工招干权少了,但其他权利依然还在,权力的威风依然凛凛。
对于易大伟来说,他想带谁下大队就带谁,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兴趣。按常理讲,像钟国正这样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新同志,易大伟是不会带的。他从当农业局长到当大历县公社书记这么多年,的确还从来没有特意带过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人下大队。这次之所以带钟国正到各个大队转一转,首先是第一眼看着钟国正时很顺眼,有种一见如故的直感。直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领导同志看人,第一眼的直感,常常会给他们产生先入为主的强烈印象,深深地铭记在心中。钟国正天生一股男子汉的气质,声音宏亮,谈吐自如,不卑不亢,谦虚而自信,又是农专农学科毕业的,懂农业生产专业技术,和自己尽管不是同校却在专业上相近,特别是大专生,介于本科生和中专生之间,学的专业知识既带有前瞻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更带有实用性、成熟性和可操作性,比本科生实际,比中专生博学,这恰恰是现在公社干部最需要有的基本本领,这使易大伟更喜欢钟国正一些。
而更深层次的一点是,钟国正的堂兄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如果他下到地区工作,就有可能是地委、行署一级的领导干部。这是不能小觑的。他的表叔李青昭,是易大伟当县农业局局长时的上级业务局领导,两人的私交一直不错。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增加了易大伟喜欢钟国正的砝码。在和钟国正见面交谈后,他决定要好好的培养培养他。
在三年多的公社工作中,易大伟深深地体会到,公社干部不是部门干部,农村工作不是行业工作,农民工作不是机关工作,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懂政策,会做群众工作。特别是要善于和农村大队干部打成一片,善于和农民群众做宣传交朋友。钟国正刚刚大学毕业出来,农村工作可以说还是一块白板,必须尽快地熟识农民、农业和农村。
八月份就要收农业税、代金、征购粮和农村统筹任务了。如果不了解农村情况,不认识农村干部,不熟识农民群众,完成任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搞好工作更是纸上谈兵。七月份农民们虽然正忙着“双抢”,但现在的“双抢”和过去已大不一样,包产到户后,每家农户就那么几亩田,几天时间就能完成抢收抢种了,根本不用等到立秋,一般在七月下旬就可以基本结束“双抢”了,顺顺利利地实现插完晚稻过八一的目标。这将近一个月的空挡时间,正好可以带着钟国正下大队,认识一下大队干部,熟识一下农民生活,掌握一下农村情况。
大历县公社虽然大部分大队已经通了简易公路,但公社没有自己的小车,也没有公家的单车,公社干部哪怕是公社书记到各个大队去做工作,都只有靠两条腿来量路。头顶天,脚量地,中间沐浴新鲜的空气,是公社干部最真实的工作环境。七月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公社干部下大队都是迎着早晨的太阳出机关,扛着晚上的星星月亮回大院。这倒不是他们有多么的敬业,也不仅仅是为了规避太阳的毒晒和高温的炙烤,无可奈何的选择早出晚归,而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可能像其他机关单位一样,实行八小时上班制度。
除了星期天回家和到县里开会、在公社开会外,整个七月份,易大伟带着钟国正等人走遍了所有的大队,有的时候一天走两个大队,甚至三个大队,有的时候就在一个大队。除了少部分的早餐外,他们几乎都是在炮声隆隆、惊天动地的酒战之中渡过的。所以,人们又习惯性地把公社干部称为“酒精(久经)考验”的干部。
寒州县和寒中县的红薯酒差不多,清亮,润甜,度数不高,容易进口,喝醉了也不上头,不仅老百姓喜欢喝,机关干部也喜欢喝,常常被他们戏称为寒州“茅台”。钟国正在这种被迫的酒战强化训练下,日渐熟练,渐露头角,虽然也酩酊大醉过,也偶尔呕吐过,但大部分还是没有浪费那些精心烧制出来的红薯酒,于是一个月之后就得了一个“喝醉钟国正,红薯要一吨”的英名。后来也不晓得谁把他取了一个酒桶的雅号。
二十来天的酒战之后,易大伟拍着钟国正的肩膀说,酒风就是作风,酒品就是人品,你不仅是一个酒才,更是一个人才,好好工作,多多锤炼,今后的前途无量!听到易大伟的夸奖,钟国正却深深的感受到了大历县遍地是酒的豪放和无奈,感受到了大历县遍地是酒的情感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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