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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李军倍感意外。
“真的,当时是真怕。”刘德贵不认为这有多丢人,接过香烟道:“一些原来有点小病的,准备住院,想以此为借口,逃避参战。一些有关系的,想方设法调离。当然,也有很多不怕的,但怕死情绪当时真的很严重。”
边检站政委好奇地问:“怕死情绪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做思想工作啊,政委组织全团政工干部开了一天会,把全团官兵进行细分,这样就能针对性的做工作。比如干部队伍,粗分是一种类型,细分就有若干种类型。结婚的干部、没结婚的干部、有孩子的干部、没孩子的干部,弟兄多的干部、独生子的干部、参过战的干部、没参过战的干部等等。”
刘德贵顿了顿,接着道:“他们虽然都是干部,但既有共性想法,也有个性想法,必须分门别类做工作。战士和家属同样如此,我们政委当时把干部、战士和家属细分为十八种类型,在政工会上讲政治思想工作要细、要实、要有针对性,要把各种思想问题大卸十八块,然后一块一块吃掉!”
“还没上前线,先打思想仗?”
“不打不行啊,不然没士气,搞不好人都会跑光。”
刘德贵话锋一转:“好在那会儿团里出了两个典型,一个是二次入伍的蒋瑞,一个是已经转业被安排到东启党校做副校长的宋斌国,他们坚决要求回部队参战,团里抓住这个机会宣传,起到了示范作用,稳住了全团的思想。”
李军惊问道:“宋斌国是东启人?”
“我们团有九十几个滨江的干部战士,主要来自陵海、东启和东如三个县。总之,做了一个星期思想工作,战士们从怕打仗转变成怕打不上仗,干部由担心生死安危问题转变到担心上战场完不成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家属们也从哭哭啼啼拖后腿转变到热情支持丈夫上前线。”
“这思想工作做的,我们要学习。”宋政委感慨地说。
“但后来又遇到了不少问题,之前只是说要参战,等参战命令传达到各连。一夜之间,全团有几十个战士不告而别。”
“当逃兵了?”
“他们不是临阵脱逃,只是想在部队出发之前回老家看看父母。他们回家时间最长的在家待了两三天,最少的只待了一天。看了一眼父母,就急急忙忙回部队。动机单纯,思想简单,但确实违反了纪律,只能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让他们在军人大会上作深刻检查。”
刘德贵磕磕烟灰,接着道:“消息传到官兵家里,有的官兵父母写信发电报,催促儿子回家探望。都快出发了,怎么可能批假?人家知道他们的儿子不能回去,就纷纷来部队探望,全团上下又出现了‘探亲热’。
大量家属亲友涌入部队,首当其冲的是食宿困难。不过我们当时最担心的不是这些,而是家属亲友会不会拖后腿、帮倒忙。有的连队干脆下命令,不允许家属亲友来部队探望,但收效甚微,该来的还是来了。”
李军追问道:“再后来呢?”
“人家来都来了,不能赶人家回去,而且那真可能是人家见儿子的最后一面。团里只能因势利导,利用家属亲友来部队的机会,做思想工作。”
刘德贵想了想,感慨地说:“我记得团里当时给我们提了几个要求,官兵家属来队,单位主要领导必须见人家,要主动介绍赴滇轮战情况,如实汇报官兵在部队的现实表现,认真听取他们对连队的意见和建议。
要求我们组织家属参观荣誉室,学习连史、团史。遇到首长来部队视察,团里组织阅兵式、分列式的机会,要组织家属一起观看。有的单位还请来队家属作报告,现身说法进行教育。把家属亲友来队的过程,当成对部队、对家属进行教育的过程,进而稳定部队,教育家属……”
同样是上战场,老刘同志跟钱老爷子当年上前线真不一样。
边检站政委受益匪浅,紧握着刘德贵的手道:“刘主任,过几天,我要组织全站政工干部开会,到时候请你来,讲讲你们当年是怎么做官兵思想工作的!”
李军则急切地问:“刘叔,你跟东启的宋国斌有没有联系?”
“有啊,他是我的老领导,比我大十岁,我当副连长的时候,他是营长。我当连长的时候,他转业。后来二次入伍,回来接着当营长,去老山前线打了两年仗,又二次转业。”
刘德贵想了想又轻叹道:“咸鱼的师父徐三野你们没见过但肯定听说过,徐三野那会儿最敬佩宋国斌,非要我介绍他认识。有一次去武装部接上我,开边三轮去东启找人家。”
“徐三野见着人家了吗?”
“见着了,他们是一见如故,两个人都喝醉了。我到现在都记得,徐三野紧拉着人家的手不放,一个劲儿说相见恨晚。如果早点认识,当年他就可以跟人家一起去部队,好跟我们一起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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