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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七十章(混混章节)
就这样,在张心和**两个的人的精心安排之下,整个东北解放军,针对着解放长春的战役,在国民党军队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况下开始了。所以的解放军部队,在向自己的目的地进行开进的时候,全部都是隐蔽开进,很顺利的就进入到各自的阵地中,就等着自己的上级,开始对自己下达进攻的命令了,甚至可以说,现在所有的解放军,都在摩拳擦掌啊。
但是,就是这么的隐蔽,还是出了事情了,到了现在,张心不得不佩服文强这个人了,能够从延安方面过去,到了国民党的军统里面,最后还混得那么明白的人里面,文强绝对要算是一个佼佼者,这个也从侧面的反应了,文强的能力确实是比较的强啊,要不然,以戴笠那样的人,怎么会在军统这样的机构里面,去重用文强呢,当年文强在东北的时候,由于是军统唉东北一家独大,所以,文强可以说是,在东北处处的安插卧底的人员啊,虽然现在文强离开了东北,但是,这些情报人员,在这个时候,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了,他们发现了解放军的部队在进行秘密的调动的,而且,直接的从调动的方向来看,判读出来,解放军的部队这次的目标,就是东北的重镇长春,于是,这些潜伏的人员,马上的就把消息报告给了自己的上线,同时这个消息也被层层的上报,直到这个消息出现在了文强的办公桌上面。
当时,文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既是惊讶,也是怀疑啊,惊讶的是,张心真的就是像传说中的一样,要么不动,一动就是大动作啊,而怀疑则是,文强觉得张心是刚刚的回来东北,可以说屁股底下的椅子都还没有做热呢,这么快就发动了这么大的行动,会不会这个里面有什么诈啊,但是,不管是文强惊讶也罢,还是文强怀疑也罢,这么重要的消息,文强知道,这个情报的终点,绝对不是在自己这里,需要马上的向更高层的人物汇报,所以,文强这个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的就拿起情报,走向了于洁的办公室,向于洁进行汇报。
但是,很不凑巧的是,于洁这个时候并不在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这个消息又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文强马上的找到了小岛百合子,问清了于洁现在的去向之后,什么也不顾的就向着于洁现在所在的地方赶了过去,目的地,就是国防部的会议室。
这段时间,于洁也是快忙坏了,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在白崇禧的指挥之下,已经全面的展开了之前最高国防会议上面讨论通过的针对延安方面的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这个国民党的部队在长江以北的,基本上全部都加入到了这次白崇禧的计划之中,所以,这么大的一场战役,不管是空军方面,还是情报系统方面,这段时间,也全部都跟着连轴转了起来,再加上前段时间,张心那么高调的出国,于是,这段时间,于洁是频频出现在国防部的会议室和蒋介石的官邸已经办公室,都快把那些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
可是,当文强赶到了国防部的会议室门口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却出现了,门口的卫兵,居然不让文强进去,而且,关键是,门口给这个会议室来站岗的人,让文强是意想不到啊,这个人居然是军统局的老资格成员,张严佛。
在军统系统当中,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资格却比毛人凤老得多的张严佛,为人一向正直,可惜他在年轻时得过一场怪病,病好之后,鼻子歪在一边,虽经过中外名医治疗,鼻子一直正不过来。所以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一种不正确的看法:“鼻歪心不正”,此人肯定不可和他打交道。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也曾产生过这种想法。可是在十多年中,越来越使我对他尊敬。他在被俘的军统特务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他原来是属于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重要骨干,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他任副科长。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据说邓搞特务比戴笠还早,因为他是黄埔―期生,戴是六期生。不过后来他搞不过戴笠,一九三二年,戴笠当了特务处长之后,那时蒋老先生经常坐镇南昌,指摔对红军“围剿”,邓文仪领导的调查科特务,还不如戴笠派在江西的特务搜集到红军和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情报多。一九三三年间,蒋介石便把邓文仪的调查科长职务撤掉,命令戴笠兼任该科科长,并接收该科全部特务,张严佛和现任台湾立法委员的王新衡等一百余人,便全部由戴笠接收过来并入特务处。
戴笠为了让邓文仪的这些旧部安心替他工作,对他们特别表示信任和重用,曾把张严佛调升到南京持务处担任书记长这一要职。由于特务处的一些老人,特别是曾经和戴笠混了多年的军统“十人团”的元老们,看不起这个“外来人”,而过去一向忠于邓文仪,并能替邓文仪当家作主惯了的张严佛,还以为把他过去敢于负责的精神照样使出来,不但可以付得戴笠的信任也能使特务处的人满意。结果出他意外,处处碰壁,常常受到身边许多人的闲言冷嘲。戴笠表面上是支持他,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只不过做给邓文仪的人看看,他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暗地里他对那些使张严佛难堪过的人,从不责备。张严佛当初还看不出来,还一个劲地认真负责执行他那个书记长的职务,后来才发觉越来越棘手,便自动请求调换工作,没有好久,他就外放了。当然给他的职务不会低,我只记得他曾经担任过川康区区长和西北区区长等外勤单位中的重要职务。一九四三年后,又把他调回军统局任副主任秘书,当时毛人凤是代主任秘书,因主任秘书郑介民兼任了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戴笠便把他的亲戚小同乡毛人凤调来代替郑介民,实际上等于替他在军统局来负责。那时戴笠已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身兼中关合作所主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局局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等要职。而毛人凤在军统中的资历远不如张严佛,他过去只是在陕西一个县政府当秘书,抗战期间才经他的弟弟毛万里介绍到戴笠身边书秘书,对军统的业务不及张熟悉。所以才又把张严佛调为内勤,以辅助毛人凤。
这回张严佛学乖了些,处处以毛人凤的意志行事,也从不去直接找戴笠出主意提建议,戴笠离开重庆时,蒋老先生找毛人凤去问话,他从不要求同去。有时毛人凤不在家,蒋要找军统的负责人,他也从不前往,而是到处去寻毛人凤。实际上,他过去代替邓文仪是经常和蒋见面的。因此他和毛的关系处得很好,渐渐地戴也对他真正信任了。过去调离他的特务处书记长时,是为了好直接去掌握邓文仪的那批人,免他在中间作梗。十来年后,邓系人物已全部被同化了,所以才让他再回来帮助毛人凤。由于张严佛鼻子歪,还闹过这样一次的误会。有次,由军统负责看守的张学良将军,大发脾气,戴笠平日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自己赶去劝慰一番,那次实在抽不出身,便派张严佛代表他去一趟。当负责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把张严佛领着去见张将军时,他―看到来的是这样一个身材不高鼻子歪在―边的客人,心里更不愉快,但因是拿着戴笠的亲笔信来的,又不能不敷衍一番,可是一经交谈,便立刻发觉对方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不但很识大体,而且说出的话非常诚恳,都能打进张的内心深处,使张感到十分安慰,便一再要求他多住几天,才让他回去。后来.他们便成为要好的朋友一样了。张严佛在军统局担任副主任秘书期间,对毛人凤做到尽力帮助,当时毛对外勤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张任过两次区长,所以许多事毛都先找他商量,才向戴笠建议或对外勤以戴的名义发出指示。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人凤当上了副局长,便大权一手抓,局长郑介民的兼职多,也不愿多过问军统局的事,照理,张严佛该得到毛人凤的重用了,结果出张意外,当抗战胜利,些军统大员都纷纷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搞五子登科时(即接收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及女子),毛人凤却任命他为重庆结束办事处处长,主待军统局的结束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编制缩小。原在重庆的一个破烂摊子和一大批裁汰下来的人员,都交给张严佛去处理,对张最大的安慰,仅是让他住进戴笠在曾家岩的豪华公馆和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张严佛对此不但无怨言,而且认真负责工作,特别是安置几千名裁汰的中小特务,费尽心思,虽然这样,后来还是和毛人凤发生了磨擦。因抗战胜利后,都想着抢先去沦陷区搞接收。由重庆去各地的交通工具最快的是飞机,当时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的飞机不但数量少得可怜,一共不过二十来架,而且搭乘飞机都得经由军统控制的航空检查所批准才能买到机票,最后一任航空检查所长,是由沈醉推荐的。沈醉推荐他的目的,也是想控制机票。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便通过此人的关系,大搞走私活动。当时许多大城市的黄金美钞等价格相差很大,如果通过飞机运送,举手之间便可一本十利。此人以为有毛和沈醉的后台,对张严佛不放在眼里,张严佛也从不想通过他去搞这些活动,当此人有恃而无恐地大搞特搞、弄得声名狼藉时,张严佛就把他当面斥责,他满不在乎的和张严佛顶起嘴来。张严佛一怒之下,将其扣押,并把他的罪行详细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表面不得不同意,暗地里便怀恨在心,按照军统局的纪律,象这种罪行是足够处死刑的,可是毛人凤却只把他关押几个月便释放了。而在一九四七年冬,毛人凤取代郑介民当上了保密局局长后,张严佛在重庆的结束办事处也结束了。按情理应当给张个相当重要职位,即使不保举他当副局长,局长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军统局的主任秘书),也应该轮到张严佛了。可是,毛人凤却给他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闲职,使张严佛很失望。
张严佛对毛敷衍了一个时期,便脱离军统而去湖南投奔程潜,在湖商省政府当了一个办公厅副主任。程潜和张严佛是小同乡,对他的能力很赏识,湖南起义,他也跟着算是起义了。不料,毛人凤派持务焦玉印等,将随同程潜起义的长沙省会警察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刘人爵暗杀于浏正街刘的寓所后,有人对张严佛已有些怀疑,再加上有几个从香港去长沙搞秘密活动的军统分子去找张严佛的时候,他念过去旧情,没有揭发检举,最后便被捉到将官战犯里去了。
张严佛原来不是在北京战犯管理所改造,因为他一九三七年任西北区区长时,从延安派到西安,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宣侠父将军,一到便成为西北区的重要工作对象,宣是黄埔―期毕业的,认识的黄埔学生不少,加上他和许多反蒋人士如杜斌丞、张寿山及青年学生等往来,而被军统秘密杀害后,将尸体丢在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一口很深的枯井里。隔了两天,八路军驻两安办事处的人员不见宣回去,便到处打听,当时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团董钊是和宣在黄埔一期的同队同学,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是黄埔―期的队长,也帮助寻找,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办事处的人员忽然想起宣侠父失踪的那天晚上,是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曾打过电话,约宣侠父去后宰门他的公馆谈话的,使到行营找蒋鼎文要人,延安方面也向重庆要人。这时,蒋鼎文和特务们都急起来了,怕宣的尸体被找出来无法抵赖,就连夜又把宣的尸体从枯井内拖出来,从军统局西北区办公处的玄枫桥仁寿里附近城墙根的防空洞,运往城外深埋。但是,延安**中央还是一个劲地向重庆要人,最后闹到实在无法交代时,只好由蒋老先生出面承扫责任,不了了之。当然,戴笠、蒋鼎文、张严佛等都分别挨了蒋老先生的一顿臭骂。
事隔二十多年后,宣侠父的夫人巳成为**的高级领导干部了,她为了要详细弄清她丈夫被杀害的经过情形,便亲自来到北京,叫人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查问儿个军统大特务。有人便介绍兴时张严佛是西北区长,只有他清楚。很决,张便从别处移送到北京,成了战犯管理所的“同学”。当宣的夫人亲自向张严佛交询宣遇害经过时,张严佛以为这回非死不可了,可是,他看到宣夫人对这个杀害丈夫的仇人并不怎么凶狠,便仔仔细细地将全部经过说了出来。宣夫人最后叮嘱他要用书面照讲述的写出来,没有讲到的、想起了也要写上去。他想可能是等他写完了才处决他,回去后把心一横便赶快写好送了上去,等待处决。当然,睡不好也吃不好.因为蚂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正当他整天心神不宁的时候,在北京的特赦人员连同家属,由周恩来、陈毅等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晚宴招待会上宣布要这些人连同眷属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去南方参观游览。沈醉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人,这时刚参观游览回来,就由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人邀请去向尚在战犯所的同学报告参观情况。上午我们三人各讲了一些心得体会后,下午便到他们各个小组与他们去交谈。张严佛看到沈醉之后,便把沈醉从学习室找到他们的寝室内,告诉沈醉,宣侠父的夫人不久找他询问了宣被杀的经过,他也写了书面材料,估计不久会被处决,希望沈醉照顾一下他在湖南的家属。
沈醉急忙安慰他,不会因历史罪行再来处决他。他开始不相信,沈醉便反问他,前几批特赦的战犯中,杜聿明、范汉杰、寥耀湘……等在东北和淮海战役中,打死过那么多解放军,还不是没有人和他们算旧账。他连连摇头:“两军相对,打死人是可以不追究的。”沈醉又告诉他,康泽在江西领导别动总队时,他的队员被打死了两个,他抓到一批**后,控出这些人的心肝去祭奠他死去的两个队员,这件事你在南昌行营时都知道的。康泽不是一样得到了特赦!还有我过去杀害的**总比你多得多,我不是也没有被处决吗?他又摇了摇头说:“你们杀的,都没有宣侠父那么重要,所以不追究。”我便把**的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是被宋希濂杀掉的;红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方志敏是王耀武杀掉的;这两人的地位总比宣侠父高得多,不一样也没有遭处决。这才使他满面愁云慢慢散开了些。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宽慰心情,沈醉紧紧地抓住他的两手,十分诚恳地说:“你一向是我所尊敬的人,我的个性你是知道的,我决不会在自己尊敬的人面前说不负责的话,何况这是你认为生死攸关的大事!我没有根据,决不会用欺骗的言语来宽你的心的……。”沈醉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仰面凝视着我,两行热泪徐徐地在他歪鼻子中间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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