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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种电影,一种是好莱坞电影所代表的世界电影,是电影霸权主义,它覆盖全球。它除了资本和科技强大之外,还攫取全球所有国家的题材。以前是改编欧洲,俄罗斯、法国、英国……《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美国版。你骂它面目全非也好,你说它偏离原作精神也好,它都照改不误。后来好莱坞又把手伸向亚洲,伸向中国。像《花木兰》,题材一到迪斯尼就变成纯美国化的了。
还有一种电影,相对世界电影的,被称为民族电影。它以各国尤其是各发展中国家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为归依,一般仅立足于本国市场,传播本民族自身的优秀文化。可是这类电影往往出自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或者是出自一些弱势民族,他们的电影即使是在本国也无法和美仑美焕的好莱坞电影媲美,更不用说在世界上同美国竞争了。一种连自己国家的观众都不乐意接受的电影,怎么可能有话语权,怎么可能发出属于自己民族的声音?
观众毕竟是拿自己的血汗钱买票进电影院的,电影的品质不好,要老百姓为了爱国、爱民族文化而去看电影,恐怕是行不通的。毕竟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韩国、伊朗民众那样的精神,可以为了自己国家的电影工业万众一心。
夺回中国人自己在世界地文化话语权、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电影工业,首先是要积蓄自己的力量。要让中国电影首先成为本国观众认可和接受的高品质文化产品。然后才能谈得上冲击世界电影霸权。
这一点,是孙老爷子当年一直反复教导易青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孙老爷子对易青地“人本主义”观念一直非常欣赏,进而使他老人家当年萌生了收这个孩子为关门弟子的想法。
易青在香港苦心经营了两年多。就是为了完成资本积累后,掌握这样一个机会。《花木兰》如果成功,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亚洲的电影业,都是一个巨大的垂范作用,对好莱坞的全球市场,也是一个冲击。所以他一下子就砸上公司现有能调动的全部资金,五亿港币的手笔,显示了他的决心和魄力。
听易青这样说完,酒会现场上的记者们个个都兴奋了起来。今天回去这份新闻稿可要好好动点心思才行,趁着有时间赶紧多问几个问题吧!
于是记者们七嘴八舌的嚷嚷了起来。一时间好不热闹。
“易导,你们这部新戏还是用周依依小姐作为主演吗?”
“易寻,听说你们会向社会集资拍摄电影。那请问将来地票房利益如何分配?如果电影无法收回投资赔本了,请问你们如何向股民交代?”
“易寻,香港的电影公司还没有拍摄大型古装片的先例,请问你们这部电影是在大陆选景拍摄吗?还是去张一谋那样去国外拍?”
“易导,外界传闻你和孙茹小姐已经秘密结婚。所以她才肯将华星公司地控股权转让给你,请问是真的吗?”
“易导,有记者拍到一位酷似周依依小姐的女人深夜出入你的私人寓所。请你对此事发表一下……”
……每次记者会到最后都要变成这样,疲于应付这些无聊透顶的毫无营养地问题。易青和依依、孙茹等人恨不得全身上下长上八张嘴。
一个成功的民族电影模式,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力量和技术保证;另一个,是电影的民族性。
就在依依不断向宁倩华使眼色,想让她干脆终止提问,结束这个记者招待会时,突然易青在人群中听到了一个比较有质量地问题。
他指着人群的一个角落大声道:“这位先生,您请说。请站起来说!”
听易青这么说了,其他记者只好悻悻的静了下来,东张西望,在人群中寻找发问的人。
“易青导演,您好!我是北京《新电影周刊》的记者徐未明,感谢你接受我的提问。”这个记者声音清朗,不疾不徐,让人听了就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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