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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求仁得仁、终能名留青史,陈狩对魏国那份怨气,也随之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对自己未来的茫然。
他所跟随的桓虎,野心勃勃,仍在为窃取鲁国、成为鲁国的主人而努力,但陈狩对此却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之所以跟随着桓虎,也只是因为他并没有其他的去处而已——毕竟他当年曾恩将仇报地袭击了魏王赵润的宗卫长沈彧,导致沈彧手腕受创,随后,又接受了桓虎的搭救,从商水县的监牢中逃脱,从此成为魏国通缉的要犯。
这才是根本,其次才涉及到桓虎的个人魅力。
『沈彧……』
合上手中的《轶谈》,陈狩走到城墙上,放眼望向滕城方向。
滕城那边,原本属于北亳军领袖向軱复辟的宋国,而如今,这座城池已经成为魏国的领土。
而微山湖,亦成为魏国湖陵水军操练战船、士卒的场所。
一想到魏国湖陵水军,陈狩心中便想起了一个人,正是他有所亏欠的沈彧。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当沈彧受魏王赵润的命令,出任湖陵水军的统帅时,陈狩亦有所耳闻。
尽管他这些年都在关注沈彧,想知道沈彧当年手上的伤势是否痊愈等等,但得知沈彧抵达湖陵后,他却不敢前往拜会——他有胆量孤身行刺平舆君熊琥,却没有勇气单独面见沈彧,大概是他心中的愧疚所致。
『待杀了平舆君熊琥,再去向那沈彧负罪吧,将性命还给他,了却这场恩怨。』
陈狩暗暗想道。
但是,如何杀平舆君熊琥呢?
要知道,自从暘城君熊拓成为楚王之后,平舆君熊琥水涨船高,取代了前三天柱之一「邸阳君熊商」的地位,成为了楚国的新三天柱之一,并且,受楚王熊拓之名督慑整个楚西。
毫不夸张地说,在如今的楚国,平舆君熊琥乃是王下第一重臣,尽管论官职不及丞相溧阳君熊盛,但就实权、尤其是兵权而言,能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想要行刺这样一位手握兵权的楚国重臣,若陈狩单凭一己之勇,怕是有去无回。
因此,他也再等待,等待有朝一日手刃仇敌的机会。
而与此同时,魏国的《轶谈》,亦已传播到齐国,率先在临淄泛滥。
平心而论,在魏国的这本《轶谈》中,倒是少有抹黑齐国的事,甚至于已过世的齐王吕僖,也被作为正面人物记载于书中,成为明君的表率,不像韩国,似靳黈、司马尚、暴鸢等将领,几乎都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在书中,接二连三地被魏忌、赵宣、赵疆、姜鄙、伍忌等魏国将领击败。
尤其是前代郡守剧辛,小说家周初非常直白地揭露了剧辛当年企图屠城山阳县的丑恶面貌,极大地影响了韩国以及韩将的整体风评。
可即便魏国已‘高抬贵手’,但齐国似田耽、田武等将领,还是对这本《轶谈》很不满意,原因就在于这本书过于吹嘘魏国的将领。
似魏公子润、禹王赵佲、司马安、韶虎、伍忌、姜鄙这些魏将也就算了,毕竟这些位确实是非常了不得的名将或者勇将,可是,居然连百里跋、徐殷、朱亥、周奎、蔡擒虎都要吹嘘一番,这就未免有点过了——在田耽看来,这些魏将充其量只是合格的将领,根本谈不上什么名将。
更让田耽不渝的是,这本《轶谈》,居然没有记载他堂堂田耽的事迹。
开什么玩笑,他田耽,那可是能与魏公子润一较高下的齐国名将啊!
相比较田耽的牢骚与抱怨,齐国左相赵昭、右相田讳以及士卿管重、鲍叔等人倒是看得很透彻:魏国并非单单只忽略了田耽,事实上,像韩国的雁门守李睦、北燕守乐弈这两位足以与魏公子润一较高下的名将,魏国也刻意忽略了,根本未曾提及这两人。
至于原因,不言而喻。
“素来为人所轻视的小说家,居然还有这等威力……”
翻阅着这本《轶谈》,右相田讳感慨地说道。
在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起小说家,认为小说家不配称之为“一门学术”,唯独魏王赵润眼光独到,拾起了被人所看不起的小说家,使小说家得以被魏国所用。
而如今的情况是,小说家的这本《轶谈》,风靡整个中原,一些说书先生,更是直接摘取《轶谈》书中的片段,变相地再次提高了魏国知名度。
就比如魏将司马安,这位派驻河西郡的魏将,就因为一则「百羊灭敌」的故事,名声传到了齐国,就连齐国的年轻人们,亦对这位魏国名将耳熟能详,使得司马安在齐国的名气,甚至于渐渐盖过田耽、田讳、田武、仲孙胜、东郭昴、闾丘泰、纪宓、邹忌等本土的将领,这简直匪夷所思——一部杂书而已,竟有这等威力!
值得一提的是,从《轶谈》这本书中,田讳等人也看出了那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也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同寻常,但相比较《轶谈》这本书的威力,这部分被他们所忽视了。
魏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了。
更要紧的是,魏国的强大,跟以往其他国家的强大不同,比如曾经的韩国,是以军队的强大而闻名于世,而齐国的强大,则在于这个国家的殷富,而如今魏国的强大,却俨然是全方位的强大,在军队的实力上超越以往的韩国,在经济方面则逐渐取代齐国之前的地位,甚至于,魏王赵润总能想到别人想象不到的高明主意,来使魏国变得更加强大,就比如这次小说家著写的《轶谈》。
不得不说,似田耽、田讳、管重、鲍叔等人,逐渐有点理解韩王然的心情了:魏国一时的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国家仍然在持续强大,别的国家增强一分,魏国就增强两分,简直无懈可击。
对此,韩王然都几乎快被逼疯了。
而就在全天下仿佛都在讨论《轶谈》这部杂书时,魏国对这部书的兴奋,却逐渐归于平静。
倒不是说魏人突然间对这部杂书不感兴趣了,而是因为魏人的兴趣,被转移到由礼部刊印的一种名为「邸报」的杂书中。
原来,在见识到一部《轶谈》所带来的惊人影响力后,礼部从中受到了启发。
礼部官员认为,他们完全可以效仿小说家的这本杂书,也编写一部杂书,用来教导国人,劝人向善、忠君爱国什么的。
但遗憾的是,礼部的首次尝试失败了,他们编写的杂书,几乎无人问津。
后来礼部经过咨询才知道,原来国人对于他们礼部编写的杂书,根本不感兴趣——要知道小说家的那本《轶谈》,那可是生动地描绘了魏国的名人轶事,而礼部的杂书,却大多数都是摘取至《诗经》、《古礼》的大道理,这种书,别说平民百姓不会去看,就连自诩有身份的贵族,怕是也不会去看。
在得知此事后,赵润为之失笑:弄了半天,礼部还是不懂何为寓教于乐。
于是,赵润召来礼部尚书杜宥,给后者出了一些主意。
杜宥回到礼部后跟礼部官员一说,彼此都将信将疑,但最终,他们还是听取了魏王赵润的建议,又刊印了一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只是记载了魏国近二十年的大事,既有外征,又有内治,按理来说应该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但不知为何,反响却非常好。
事后,魏王赵润对礼部尚书杜宥说道:“杜卿希望增强国人对我大魏的忠诚,光是讲述那些大道理无济于事,最好能让国人知晓,朝廷这些年究竟做了些什么,其中又有那些与国内的民众有切身利益,如此逐步培养国人对我大魏的归属感,才能慢慢培养对国家的忠诚。”
礼部尚书杜宥恍然大悟。
此后,礼部主张刊印的这本小册子,就着重讲述朝廷的举措,比如哪里哪里开垦荒田,哪里哪里兴修水利,并且在这本小册子普及农田与水利的利害。
出乎礼部的意料,国民对这本小册子反而颇有兴趣,可能是因为在这个阶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其实底层的国民,也很好奇朝廷以及朝廷官员,每日究竟在做些什么。
而除此之外,在魏王赵润的授意下,礼部对于这本小册子,也逐渐放宽的尺度,并不排斥在其中摘取一些小说家作品中的片段,使得这本小册子的面向性逐渐增大。
到后来,礼部也逐渐在这本小册子中增加朝廷所推行的新政策,并在其中陈述利弊。
还别说,这还真逐渐吸引了一部分人。
除了魏王赵润外,就连礼部的官员也没有发现,借助小说家的作品以及礼部的这本小册子,朝廷逐渐开始引导舆论,潜移默化地向国民灌注朝廷希望见到的思想,引导他们去做某些事。
就这样,魏国迎来了魏兴安六年,在这一年,魏国的新都雒阳终于初步建成,魏国终于将告别旧都大梁,将都城迁移到雒阳。
而这是否意味着,魏国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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