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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坐地起价的口吻,当然只是刁民无赖习性,但其背后所仗恃的,还是对朝廷政令惠民的信心。众志成城,长安城哪怕一块臭水沟烂地,那也是价比千金!守住此处家业,哪怕此生穷困潦倒,谁知几代后不会门前列戟?
寻常市井间风气已经如此,至于城中那些贵坊、名坊,买卖双方的交涉那就更加热闹。长安城虽然规模雄大,但讲到宜居性却并不如东都洛阳,但这只是整体上的一个差别,具体到一些特殊的坊区,还是很有可比性的。
城北诸坊因为地近皇城,所以是当之无愧的贵坊,早年间便是勋贵名臣扎堆居住的区域。不过如今城北诸坊住户大部分都遭到清洗,朝廷划给百司的官廨公宅大多数便集中在这一片区域,也是为了保证百官免于奔波之苦,上下班方便。
但贵坊未必宜居,否则皇家便不会放着好好的西内太极宫不住,又劳工费力的另造大明宫。真正讲到宜居,还是城东万年县乐游原到曲江池这一片区域。此境地势颇高且水域不少,自然也是城中置业的上佳选择。
因此许多随驾返回长安的朝臣权贵们,便将视线落在了这一片区域中,或是派遣家奴,或是亲自前往游访,挑选符合心意的住宅。
不过他们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眼挑花了、钱不够了。城东诸坊大凡能上眼的宅邸,价格都已经超出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畴,而且交易起来要更加繁琐。
当然,对于真正的权贵而言,市场价格从来也不会对他们得到自己心爱之物形成阻碍。权力变现,有着各种各样的途径。甚至都不需要他们掏钱,只要流露出对这宅邸感兴趣,自然会有人拱手奉上。
千百年来,世情如此,哪怕此世也不例外。所以城东诸坊的宅业易手频率,反而较之普通坊区还要更加频繁。
但是很不巧,如今长安城中有一个特殊人物存在,那就是平阳公武攸宜。武攸宜如今官居太府少卿,总掌市易平准事宜,同时兼判社监署事。前者让他有足够的权力干涉城中宅业买卖事宜,后者则让他有足够的耳目监察相关事宜。
武攸宜这个家伙也是一个异类,神都革命中大难不死,早早的便投靠了当今圣人,非但没有遭到闲置冷待,反而在行台中混得风生水起。如今新朝新秩序,同样又获得了一个实权要位,大把热情亟待发挥。
最开始,武攸宜在长安城园宅买卖的热潮中还乏甚存在感,可是当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以钱五十缗购得永乐坊数亩园宅、因乱市而被判令归还时,等待多日不见执行,武攸宜亲率府吏直入坊中,拆门拖走。
这件事自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甚至就连圣人都亲自过问,群众们也都纷纷观望事态发展。事情最终结果则是姚元崇勒令儿子归还园业,圣人则亲赐甲第一所供姚氏子弟立业成家,以示对姚元崇爱护,但却并没有追惩武攸宜。
经此一役,武攸宜“拆门少卿”之名响彻京畿,而城东诸坊围绕园宅所滋生出的官商贿结之风一时间也为之肃然。而且在武攸宜的建言下,朝廷于太府寺再设宅厩署,专门负责管理园宅买卖相关事宜。
当然,武攸宜也绝不是什么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之人。在宅厩署设立之后,便亲自参与拟定《宅厩式》,相关令则二十多条,从头到尾突出一个重点,那就是要钱。
长安这样的大城,本不该因为园宅住所而产生什么纠纷,可是随着籍民激增以及宜居住所的稀缺性,已经到了不设法监管便会乱套的程度。
当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是人之本性,不该加以压制,但若以此投机炒热、牟取巨利,又或官商勾结、权力变现,则就必须要管。
而且,《宅厩式》的颁行,还给目下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直接开源创收,极短时间内,便从京畿过热的宅业买卖市场中抽取税钱巨万,也让这种风气为之一敛,不再像此前那样滥无节制。
对于武攸宜的这一次行为,李潼表示很欣赏,但他也没有想到,很快报应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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