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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在座诸位都不是穷人,随便随便都能掏出三五万元。像张謇这种实业家,便是三五十万,挤挤也能拿得出来。但要说是150万元之巨,估计除了孙元起,内阁这帮人回家砸锅卖铁、卖儿卖女都凑不出来!所以,也难怪唐绍仪要把眼光瞄向孙元起。
唐绍仪注视孙元起片刻,才缓缓说道:“此次裁军所遣散冗余兵员,北方多是百战老兵,南方则多是革命功臣,遣散费正不可少,否则必然酿出无数事端。秉三总长所言每人5块银元,那已经算是最低限度。如果真要想让裁军顺利进行,每人应该在10块银元左右。也就是说,现在至少需要300万元左右的一笔遣散费用!诸位总长,对于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有何高见?”
虽说他是问“诸位总长”,眼睛却牢牢盯着孙元起,其他人也跟着顺势望了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孙元起不得不表态:“裁军之举利国利民,而且遣散费用又如此巨大,指望由某个人或某个省来承担这笔巨款显然不现实。至于如何筹集这笔巨款,孙某对财政金融一窍不通,不敢妄言。不过按照职责来说,应该由财政、陆军两部协同商议,然后交国务院、总统府批阅才是。诸位以为吧?”
孙元起一记太极云手,既把自己和四川省摘了出来,又把财政部、陆军部这两个顶包的给推了出去,端的是妙到巅峰。
段祺瑞不动声色地答道:“虽说裁军与陆军部有关。但我们向来只管花钱,不管筹钱,所以这事儿还得秉三总长解决。放心!我们陆军部不会狮子大开口的。如少川总理所言,300万元左右就差不多了。当然如果能更多的话,我们也来者不拒。”
熊希龄皱巴着脸:“现在国库一贫如洗,各省财税又拒不上交,除了向各国洋行借款,还能上哪儿去筹这300万元巨款?预计今年财政赤字要高达二亿六千万元,我这个财政总长哪是什么财政总长。分明就是借款总长!”
宋教仁道:“既然国库没钱,我们可以号召国民进行捐款嘛!当年宋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日清战争(即中国所称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内在政府和媒体鼓动下,举办了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上至天皇,下至妇孺。纷纷解囊。为战争募资,很快筹集到了足够的战争经费。
“现在民国初建,民气正高,想来进行国民募捐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我国有四万万民众,海外还有几千万华侨,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认捐,每人只认捐一块银元,也足以完全解决裁军费用短缺问题。何必向外国洋行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呢?”
宋教仁的这番言论让孙元起有些惊异:为300万元裁军费用举行国民募捐,这是同盟会的习惯性思维。还是同盟会别有用心,想趁机博出位?
比如国务会议拒绝了募捐提议,同盟会可以大造声势,说中央政府罔顾国民爱国热情,主动出卖国家利益,丧失国家主权;如果国务会议同意了募捐提议,那就真好落入同盟会的圈套。募捐是同盟会能够存活的一**宝,对于其中的猫腻,同盟会的领导人可谓了如指掌,强迫纳捐、侵吞捐款、扰乱治安……尽管民国初年没有郭妹妹,想来编造一个坏人也不是什么难事!
倒不是孙元起阴险狡诈以己度人,而是民国初年政治斗争实在太复杂,由不得孙元起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毕竟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要举行参议院选举,只有彻底搞臭北洋系,同盟会才有可能乘机上位。
唐绍仪思忖片刻,摇了摇头道:“虽然宋总长的提议不失为一种方法,但裁军本为造福于民,如果再为此进行国民募捐,那就变成了嫁祸于民。而且民国成立未久,国务院刚刚肇端,现在就为此等小事进行国民募捐,引发社会动荡,岂非得不偿失?思来想去,反倒不如借款来的爽利,顶多在借款时稍微提高一点利息,避免有损国家主权的条款便是。”
顿了一顿,唐绍仪又问:“对于借款,诸位总长有何意见?”说话间,眼睛依然瞄向了孙元起。
孙元起揣度道:或许唐绍仪在最初瞄向自己的时候,并不是想向孙元起或四川省借钱,而是已经把目标定为孙元起背后的华熙银行。
华熙银行虽然成立时间短暂,不是中国银行之类的国家中央银行,也没有汇丰、花旗等外国银行的强大背景,但凭借着大股东手中持有的强大专利,拥有中华工业机械、远东广播、致用医药等发展势头正猛的优质用户,以及在清末民初纷纭复杂的政局中一步也没有踏错的先机,如今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屈指可数的大银行,估计也是最盈利的大银行。
除了华熙银行有满足裁军借款的实力,关键还在于华熙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是孙元起,如果向它借款,完全不用担心存在什么损害国家主权的条款。故而唐绍仪频频向孙元起大抛媚眼。
没想到,孙元起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熊希龄便抢先答道:“少川总理,如果要向外国洋行借款的话,我们应当首先与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法国东方汇理、俄国道胜、日本横滨正金等六家银行沟通。因为根据袁大总统与六国银行团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将来实行借贷时,这六国银行享有优先借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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