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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如此露脸,除了己方候选人数众多、对手报纸刻意渲染等原因外,还在于它前身同盟会便具有很浓重的暴力倾向,甚至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也时常因为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4月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议事,因为宋教仁赞成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被马君武认为是替袁世凯当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对宋教仁大肆言语讨伐。宋教仁年轻气盛,按捺不住性子,便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立即还以颜色,照着宋教仁脸上就是一拳,宋教仁左眼顿时受伤出血,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
当然,马君武素来骁勇善战,当众斗殴的光辉事迹屡屡散见于野史轶闻之中。如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他必定当仁不让位列前茅。除了宋教仁被他辣手摧花外,惨遭他荼毒的还有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肇甫、著名诗人苏曼殊等人。
在暴力行为方面,同盟会的女会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以唐群英为甚。1912年3月20日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唐群英等因为女子参政权问题企图闯入会场,参议院下令禁止入内。唐群英恼怒之下,挥拳击破窗户玻璃,手掌受伤鲜血四溢。警卫上前阻拦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用脚“踢之仆地”。
唐群英最光辉的业绩还是殴打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在党纲中取消妇女参政权,唐群英于1912年8月27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对宋教仁进行公开殴打。据当时报纸描述,唐群英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国民党(同盟会)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对于敌党自然更下得去手了。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成立大会召开那天,以陶成章、张继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子。梁启超刚讲了几句,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道:“八嘎!”(日语“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喊“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始横扫千军,梁启超等人则抱头鼠窜。梁启超对此事终身难忘,从此一直把革命派叫做暴烈派、暴民政治。
国民党员不仅打人,而且以打人为骄傲。比如《中国报》主笔程梦余,无缘无故打了法制局局长施愚两个耳光,第二天还得意洋洋地把打人事件刊登在报上,自以为很英雄。而号称最懂《庄子》的国学大家刘文典,平生也以踢了常凯申一脚而自得不已,不过踢没踢、踢没踢着现在还是两说。
在民初这场纷纷攘攘的选举中,一方面是初始实行民选时的蓬勃朝气,一方面是各种丑态毕露的乌烟瘴气,两种似乎对立的氛围却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类似于午夜酒吧的喧嚣与颓废。
根据袁世凯九月份公布的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定于1912年12月10日举行,复选举定于1913年1月10日举行。在整个十二月中,各地上都在不断演着同样悲喜剧,有些人因为因缘际会而当选省议会议员,顿时仿佛如同范进中举,房屋、田产、奴仆、财货都蜂拥而至;有些人则是耗尽家财,破产竞选,最终依然未能如愿,以至于悬梁自缢。
在已经完成的各省众议员初选中,国民党稳居榜首,占据了36%的份额;新中国党虽然不敌国民党,却也有28%,暂居第二位;而共和党以24%的份额,屈居第三位。初选成绩和最终结果之间虽然还有不少的变数,但变化不会太过悬殊。
这样的结果对于新中国党算是上佳表现,令孙元起、汤寿潜、杨永泰等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国民党、共和党来说,这样的结果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国民党,他们尽管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优势却不够明显,很难实现宋教仁在竞选之初设立的“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组成一党责任内阁”的目标。
孙元起此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了两三个月,其中劳苦可以想知,好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在上海稍事休整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在那里,他将面临一场特殊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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