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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那几架飞机也不为己甚,轰炸完军装局之后没有再继续投掷炸弹,而是绕着长沙城飘飘洒洒扔下无数张劝降的传单,这才扬长而去。
很快军装局局长就哭丧着脸出现在谭延闿面前,不出他所料,仓库中花费巨资购买的枪支弹药几乎全部毁于轰炸之中,完整者不足十分之一。听闻消息,谭延闿在叹息之余心中竟然泛起几分轻松: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与北军开战了!只是北军南下之后,自己该如何自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谭延闿送走了已经光杆司令的军装局长,正准备回到书房找几个幕僚商议如何应对当前局面,门房突然来报:“启禀老爷,议会副议长左功先左老爷、财政厅厅长曾广锡曾老爷前来拜访,声称有要事相商。老爷您见是不见?”
谭延闿有些纳闷:这两个人都是湖湘世家子弟,在本省颇有名望,故而得以跻此高位。但他们政治态度却非常令人难以捉摸,既不拥革,也不依袁,甚至对自己这个都督也只是公务上的往来,并无太多瓜葛,颇有些特立独行的味道。今天他们突然联袂来访,而且口称商量要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尽管心中疑惑,谭延闿还是客气地把两人迎进了书房。寒暄之后问道:“执中兄、厚臣贤弟,听说二位有要事相商,不知所为何事?”
左功先却不答反问:“祖安兄自督湘以来裁军节用、勤政爱民,使得湖南在大乱之后能得以复苏。全省上下无不感念。如果假以时夏之间先是暴雨成灾,继之以冰雹严寒,致使人民流离失所,饿死沟渠路边者无数,真是困苦到了极点。这些属于天灾,祖安兄尚可托辞避罪,可是眼下的**呢?
“湖南自曾文正公练勇平乱以来素称善战。荡平发匪、殄灭捻军、剿除回乱,湘军所在立功。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湖南唯有赵夷午(赵恒惕)所率的湖南陆军第一师以及新近编练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新兵既不足恃。老兵总数不足万人,还要驻防全省各府道州县,如何应对北方的虎狼之师?只怕战端一开,三湘四水之地将生灵涂炭。其悲惨程度更百倍于之前的天灾。请问祖安兄到那时将何以面对全省两千万父老?”
谭延闿苦笑道:“谭某怎该轻开衅端?事情变成如今这番田地。实在是情非得已啊!谭某目睹如此时局,想要竭力维持,则如同身处荆棘丛中,根本无法施展手脚;想要主动辞职,又怕都督之位为jian人所踞,荼毒三湘父老更甚。只能学着前朝的李文忠公(李鸿章),拼尽全身气力做个裱糊匠罢了!”
曾广锡插话道:“李文忠公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他老人家其实早就知道大清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只是恋着清室旧恩。舍不得那些砖砖瓦瓦瓶瓶罐罐,拼尽力气勉强维持。直至油尽灯枯含恨而逝。可最终结果又如何呢?文忠公仙逝十年之后,大清王朝便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所以智者不仅要有所为,更要审时度势,择其善者而从之!”
审时度势?择其善者而从之?
谭延闿猛然想起面前这两人不仅出自湖湘名门,而且还是经世大学第一批毕业生,可谓孙元起的嫡系弟子。难道他们是替孙元起来做说客的?
尽管情报表明,他们与孙元起之间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联系,可谁知道他们私下里有没有沟通联络?即便没有联系沟通,这份师生情分也是割舍不掉的。而且两人在省内中庸不党的政治态度,也完全可以理解成韬光养晦、待时而动。
谭延闿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当下便叹息着低声答道:“说到底谭某只是一介书生,官至都督亦非自己所能想及,当初不过是恰逢其会,被他人推到了这个位置上。我这个都督根本名不副实,手中不仅没有一兵一卒,身体言动也不能自主,任人摆布形同傀儡。就比如此次宣布du li,谭某就是极端不赞同的。论及本心,鄙人对于袁大总统和孙总理万分尊敬,根本无意对抗zhong yang。
“只是自宋遁初遇刺案、善后大借款案发生之后,党内暴烈之徒奔走呼号,迫令鄙人通电反抗zhong yang。谭某见他们丝毫不顾及湖南情势,企图以牺牲全省民众来换取革命胜利,也曾数次出言反对,他们根本不予理会,还视谭某为‘党jian’,甚至以炸弹、暗杀相威胁。后来见威胁无效,他们又想更换掉谭某,推举年轻气盛的唐圭良(唐蟒,清末著名政治活动家唐才常之长子,此时年仅27岁)为都督,从而达到挥兵北上的目的。后来因为部分党人担心临阵换督会导致民心不稳,自乱阵脚,才否决了这项提议。但为了防止谭某与北方的联系,他们竟然将我府中的差役全部更换,时时刻刻加以监视,以使在下不能与zhong yang通气。只怕此时此刻,书房外面就有人在逡巡偷听!
“在决定是否du li的政务会议上,长江巡阅使谭石屏(谭人凤)竟然带着手枪参会。会议甫一开始,他便拔出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今天谁要是不赞成du li,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见他如此作态,谁还敢做声?只好草草通过了du li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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