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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田右卫门赶回山口城时,已是深夜。他立即进入藩邸,把联军的最后通牒亲手递交藩主毛利敬亲。
毛利敬亲同样不知道什么叫“无条件投降”。等益田右卫门耐心解释过后,毛利敬亲勃然大怒,把最后通牒摔在地上,说道:“夷人欺人太甚,要我们投降也就罢了,难道还不许我们谈条件?”
日本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但本身是一个海洋国家,对名节看得并不重,战败投降亦是常有之事,算不得什么奇耻大辱。
不久前,中英法三国联军征伐萨摩藩。萨摩藩在鹿儿岛海战中战败,未及陆战就宣告投降。战后,萨摩藩甚至还与敌人英国人打得火热。
长州藩毛利氏同样如此。战国时代,长州藩毛利氏追随丰臣秀臣,在关原合战中战败,向德川家康称臣投降。德川家康并不敢赶尽杀绝,仍令毛利氏据有长州藩。
因此,在毛利敬亲看来,即便长州藩战败,无非是像萨摩藩那样赔款、开口通商、惩罚元凶,何以竟要无条件投降?若真要无条件投降,长州藩将任人宰割,自己都将性命不保。
益田右卫门对益田诠胜颇为敌视,说道:“我去见西越国公使陈至立时,由间部诠胜居中引见。间部诠胜从中捣鬼,先与西越国公使密谋。而后,西越国公使见我时,才提出了无条件投降、最后通牒等事。”
益田右卫门口中的西越国,指的就是中华帝国。在东亚,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深受儒教文化影响,都以中华、中国自称。
特别是,中国宋朝被蒙元所灭后,东亚各国认为中华文脉已断,把自己看成是“异域中华”、“文明继承者”。
只不过,朝鲜、越南等国深知中国体量巨大,不敢僭越中国,只敢称自己为“小中华”,意为“中华第二”。
日本则夜郎自大,很早就自诩“中华”、“中国”,把日本群岛以外的地区称为夷人。
早在日本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就上表天皇称:
“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
这里面的“中国”,指的就是日本,而西戎指的就是当时的唐朝中国。
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征日本,皆受困住于台风,以失败告终。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自此之后,日本开始自称神国,以中华正统自居,批评中国不再是华夏,不再与中国来往。幕府甚至专门下达了律令,把“中国”改称“夷狄”,并以朝鲜为“近藩”,以中国为“远藩”。日本的狼子野心可谓大矣。
鸦片战争后,日本国内“尊王攘夷”派逐渐兴起。尊王攘夷论学者藤田东湖就曾说:“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以日本为神州,中国为西土,彼此互不隶属。
中华帝国建立后,日本不愿正视中华帝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长州藩这个尊王攘夷派大本营,武士们仍称中华帝国为“西越国”,以示蔑视。
(历史上,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仍旧秉持中华正统。譬如,明治天皇就曾下令国史局总裁:“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
(这段文字的文体完全是中国文言文,内容亦闪烁着儒家华夷观念。当然,明治嘴里的“华”,指的是日本,而非中国。
(到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大踏步“脱亚入欧”。日本人不再僭称“中华”,而以蔑视中国取乐,给中国取了一个更具侮辱性的词汇“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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