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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藩邦志》也记载:“金应南之回,天子降敕谕,赏白金、纻丝、彩段,使臣等亦令有司例外加等,且谕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抄击。”尽管这条敕书更多的是对朝鲜的试探,但也表明当时明廷高层已经有了“捣巢日本”的想法。这才试探性地提出让暹罗(泰国)、琉球(冲绳县)等藩属国出兵帮朝鲜抗日。
只可惜,朝鲜人以“不习下洋”为由,婉拒了万历帝敕令,而这也为后来明廷怀疑朝鲜勾结日本埋下了伏笔。“不习下洋”即不熟悉东南亚等明朝藩属国之国情,担心对方实力不够强而灭不了倭寇而反受其咎。
由此可知,在万历十九年,“援朝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明朝方面已经有了“东征日本”的基本构想,而这个构想的特点在于以藩属国的军队为征讨东洋日本的主力。这一特点在后面的征讨方略中也得到延续。
但总的来说,这只是一个构想,仅仅停留在提出阶段,未能得到实施,因为在这一阶段,明廷的主要重心仍然是加强军备,防备日本“狂人”(丰臣秀吉)的大军可能会放弃朝鲜,转而入侵自己的东南沿海。
然而,随着战争的开始,这个险些胎死腹中的构想又被抬出来讨论。万历二十年(西元1592年),太仆寺少卿张文熙提出“征倭捣巢”之策。这一策略的核心是以浙、直、闽、粤四省各出兵一万五千人,合兵六万,泛海登陆日本本土,一战解决倭患问题。其中的“直”即“直隶南京”,也驻扎了不少明朝的精锐部队。
这一策略在提出后当即受到了朝野关注,并被抬到了朝议中讨论。其中较有价值的评论,当属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所作的《征倭当急捣巢非计乞详审以收胜算疏》,《疏》中认为张文熙的策略是良策,但难以施行,因日本与中国隔着茫茫大海,道路不通。最终,此策略没能通过朝议,张文熙本人也调任南京。
不过,“捣巢日本”这一战略构想并未因此雪藏,反而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吸引到了广大官员和士人的目光。部分官员开始研究,如何解决张文熙方案中“路难行”这一问题,比如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就是。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西元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派遣间谍前往日本,以为日后“捣巢方案”提供情报。与此同时,暹罗国(泰国)遣使来朝,在《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总督两广都御史萧彦奏,暹罗(泰国)居极西,去日本万余里,近有贡使请于兵部,愿效勤王。兵部覆令发兵直捣日本。”说此事关注度高。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明朝兵部已经同意暹罗(泰国)的出兵请求。而前文所提到的万历皇帝的“征倭敕令”在这时出现,也成就了明朝现实出兵日本的机会。但是,暹罗(泰国)毕竟是外邦,其心叵测啊!
最终,在两广方面的劝阻下,明廷还是在暹罗使者回国宣诏途中将其拦下。请暹罗(泰国)出兵的计划暂时被搁浅。不过,这倒给主张“捣巢日本”的官员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即发动属国军队一同征讨。
而到了万历二十二年(西元1592年),随着史世用等间谍们陆续回国,使大量日本情报被带回明朝,竟引起了各方反响。而许孚远则依据情报再一次提出了征讨日本本土的征剿战略,即《请计处倭酋疏》。
这一次的方略,相较之前张文熙的泛泛而谈显得更加完备。《疏》中不仅分析了当时日本国内紧张的局势,如“彼国诸酋,欲为秀吉之为而思攘夺之者甚众。阴谋伐国,构怨亦深”,即日本深陷军阀混战中。
《疏》中还提出了正确的对日战略,即“用间、备御、征剿”三项,并计算了相关的军费和出兵兵力,即“发内帑百万,分助诸省打造战舰二千余只,选练精兵二十万人,乘其空虚,出其不意,会师上游,直捣倭国”。许孚远在被调任南京兵部后的练兵选将措施,很可能就是在践行这一策略,可隨時出兵征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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