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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以作为励志。
不过,搞清楚此“黄调”非彼黄调后,张汉卿就觉得兴趣了了。国学是很好,也需要有人来研究,但这个人绝对不能是自己。国学再有趣、再有内涵,能够靠它们打败列强、赶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深知历史走向的他,常怀时不我待之慨,要为中国的强大出谋出力。安静的校园,又怎么容得他那颗澎湃的心呢?
倒是对他的老师,张汉卿颇为赞许。因为黄侃是章太炎的门生,现在的章太炎,正被袁世凯关着呢。如果没有变化,他还要被关到老袁死后。
章太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用讲了,不过他在政治上算是小白: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逸仙“与项城一丘之貉”。在他心目中谁可以做民国政|府领导人?黎元洪(黄陂)和岑春煊(西林)是也:“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廊汪贪邪”。两人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那是彷徨歧途了。
不过他的骨气很峥峥。1914年1月7日,章太炎“以大勋章(袁世凯颁发的)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仍被监禁,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
老师如此,门生也不简单。在章太炎被软禁后,冒着危险来探望的不计其数,其中就有黄侃,他还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这一点,让张汉卿颇为心折。左右无事,去逛逛也好,顺便看看名人。
黄侃的名望真不是吹的,座无虚席不足以说明其讲课的吸引力,连窗外都挤满了慕名而来听课的学生。越是如此,越发勾起张汉卿的兴趣来。在大学里能做到这样的,说明其授课自有异于常人之处。
有朱光沐作伴,本身又灵活强健,终于从后门挤了进去。教室里豁然开朗,黄侃真人也出现在眼前。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戴着一幅眼镜,其貌并不扬么。
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此时正面的观众都在高声念着什么,抑扬顿挫的很好听。一开始咿哩哇啦不知说什么,静一会儿好像大家都在读古文:“…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到如君卿唇舌,而膺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
这段书选自《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据说是黄侃的拿手好戏。张汉卿也就抱着姑且来之,姑且听之的想法,容大家把嘈音释放完,权当是来捧场了。听讲座么,一堆人在那里念念有辞干什么?就像听演唱会旁边有人在同步哼曲调一样让人烦燥一样。
一段话念完,张汉卿洗耳恭听,要见识一下这位名闻北大的才俊讲课的水平如何之高,却听黄侃放下教本,一本正经地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台下有人嗤嗤笑个不停,有人在小声说:“又来了!”
这几乎是黄侃的专利了,一学期下来,总会有很多次这样的场景。因为他有个“馋嘴”的毛病,经常变换借口要他学生替自己买单。黄侃学问是很高的,因此脾气也是有的,这也许是那个年代文人的通病,谓之骨气也好,秉性也罢,总之众多学生是见多了,不以为怪,知道在黄侃老师这里,“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
张汉卿却不喜欢惯着这毛病。这年头,若说各行业最吃香的莫过于大学教授了:月薪动辄几百大洋,相比较当时普通家庭每月生活费用不过三四元,绝对是金领一级的存在;心情好就上课,心情不好就缺课,学校还要像菩萨一样地供着。像他后来被称为“三不来教授”:“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又岂是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所该做的?黄侃的好吃演变到后来就是让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整酒席放行,还曾理直气壮地对校长说:“他们这些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学问好又怎么着?除了对后世多增添些花边新闻趣事,对目前的中国而言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吗?
他另外还有一个很私心的想法,那就是要通过制造一场纷争,向老袁表达“忠心”,所以张汉卿很不客气地叫了声:“国家培养人才应是分秒必争,岂能为口腹之欲而耽误数十人的时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以权谋私,黄师这样做,不怕玷污北大神圣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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