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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历九月,太阳依然没有回忆起自己冬日的柔和美丽,从一出山起就露出一副让人急得浑身冒汗的红彤彤面孔,一直傲慢地悬在人的头顶上,终于等到它又落山了时,它仍要伸出半轮舌头将天边舔得一片猩红。这样,被烤蔫了的垸子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一只狗黑溜溜地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一团团黄东西惊得满垸咯咯叫,暮归的老牛不满地哼了一声,各家各户的烟囱赶紧吐出一团黑烟。黑烟翻滚得很快,转眼就上了山腰,而这时的烟囱开始徐徐缓缓地飘洒出一带青云。

    天黑下来时,张英才坐在垸边的大樟树下看完手里拿的那本小说上的最后一页。这本小说名叫《小城里的年轻人》,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他很喜欢它。七月初高中毕业回家时,他把它从学校图书室里偷来了。那次偷书是较大的行动,共有六个人参加,都是些高考预选时筛下来的,别人尽挑家电修理、机械修理、养殖种植等方面的书,他只挑了这一本,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张英才不记得自己已看过几遍,听说舅舅要来,他就捧着这书天天到垸边去等。一边等一边看,两三天就是一遍,越看越觉得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近半个月,他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在远远地走着,每每到前面的岔路口便变了方向,走到邻垸去了。今天是第三次,太阳下山之前,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那岔路口上,和他的目光分手了。张英才闭上眼睛,往心里叹气。天一暗,野蚊子都出动起来,有几只很敏捷地扑到他的脸上,叮得他肉一跳,一巴掌扇去将自己打得生痛。他爬起来,拿上书往家里踱去。

    进门时,母亲望着他说:“我正准备唤你挑水呢。”张英才将书一撂说:“早上挑的,就用完了?”母亲说:“还不是你讲究多,嫌塘里的水脏,不让去洗菜,要在家里用井水洗。”张英才无话了,只好去挑水,挑了两担水缸才装一小半,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说:“我看到舅舅到隔壁垸里去了。”母亲一怔:“你莫瞎说。”张英才说:“以前我没作声。我看见他三次了。”母亲怔得更厉害了,说:“看见也当没看见,不要和别人说,也不要和你父说。”张英才说:“妈你慌什么,舅舅思想这样好,不会做坏事的。”母亲苦笑一声:“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不然,我早就上他家去了,免得让你天天在那里苦盼死等。”张英才说:“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母亲说:“也怪你舅舅不坚决,他若是娶了隔壁垸的蓝二婶,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人还是不高攀别人为好。”张英才很敏感:“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母亲忙说:“你这伢儿怎么尽乱猜,猜到舅舅头上去了。”张英才咬咬牙说:“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我把丑话说在先,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我连根草也不帮家里动一动。”说着他操起扁担,挑着水桶出门去,在门口,脚下一绊险些摔倒,他骂了一声:“狗日的!”母亲生气了:“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敢骂谁?”张英才说:“谁我都敢骂,不信你等着听。”果然挑水回来时他又骂了一声。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自己却先哭了起来,嘴里声称:“等你父回来了,让他收拾你。”

    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母亲说刚才他突然头疼起来了。父亲说:“屁,是读书读懒了身子。”说着气就来了,“十七八的男人,屁用也没有,去年预选差三分,复读一年反倒读蚀了本,今年倒差四分。”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还用手指塞住耳朵。后来母亲进房来,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小声说:“不管怎样饭还是要吃的,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比苕还苕了。”又说:“你也真是的,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哪怕是比去年少差一分,在你父面前也好交代些呀!”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就下床,闩上门,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他写道:我正在看一本《小城里的年轻人》,里面有篇叫《第九个售货亭》,写得棒极了!而你就像里面那个叫玉洁的姑娘,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写了一通后,他忽然觉得没话写了,想想后,又写道:我舅舅在乡文教站当站长,他帮我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这个单位大学生很多。至于是什么单位,现在不告诉你,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写完后,他读了一遍,不觉一阵脸发烧,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犹豫半天,还是留下了。回转身他去吃鸡蛋,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天下女伢儿都爱听假话。”鸡蛋吃到一半,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明天寄信买邮票这样的小事,还得伸手朝父母讨钱。他勉强再吃了两口,怎么也吃不下去了,推开碗,仰面倒在床上无声地哭起来。

    张英才醒来时,才知道自己睡了一夜,连蚊帐也没放下,身上到处是红疱疱,痒死个人。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觉得肚子饿极了,他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隔夜的鸡蛋不能吃,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这时,母亲在推房门。他懒得去开门,他知道那门闩很松,推几次就能够推开。

    推几下,门真的开了,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你舅舅来了,你态度可要放好点,别像待我和你父一样。”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叹口气,端起碗三两口就吃光了。张英才想提醒母亲,话到嘴边停住了。他穿好衣服走到堂屋,冲着父亲对面坐着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了声舅舅。

    舅舅说:“英才,我是专门为你的事来的。”父亲说:“蠢货!还不快谢谢。”张英才看了一眼舅舅的脚,从乡里到这儿有二十多里路,这大清早的露水重得很,舅舅的皮鞋上却是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了,嘴上还是道了谢。舅舅说:“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这学期乡只有两个空额,想代课的却有几十个,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你抓紧收拾一下,吃了早饭我送你到界岭小学去报到。”张英才听了耳朵一竖:“界岭小学?”母亲也不相信:“乡那多学校,怎么偏把英才送到那个大山杪子上去?”舅舅说:“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所以才缺老师,才需要代课的。”父亲说:“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舅舅愣了愣才回答:“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站里研究后,给了隔壁垸的蓝飞。”母亲见父亲脸上在变色,忙抢着说:“人家蓝二婶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那你就弄碗农药给我喝了算了,看谁来同情你。”舅舅不高兴了:“别有肉嫌肥,不干就说个话,我好请别人家的孩子,免得影响乡的教育事业。”父亲一听软了:“当了宰相还想当皇帝呢,人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这是说说而已。”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一直没作声的张英才说:“收拾个屁!我不去代课。”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一路到镇上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作声。舅舅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离张英才近点,边挪边说:“你没有城镇户口,刚一毕业就能到教育上来代课就算很不错咧,再说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帮忙说话呢?”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个帮手。”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父,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父亲愣愣后将粪桶拎了回去。

    母亲早就进房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去了。堂屋只剩下舅甥二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舅舅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知道,你是昨天来的,先去了隔壁垸里。”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舅舅回过神来:“你这伢儿,尽瞎猜,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还不知道卒子该怎么拱?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待了整十年才解决户口和转正。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文教站长。”

    舅舅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舅舅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当理由,站里其他人才同意让他出来代课的。舅舅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狠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舅舅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说完便进房里去,片刻夹着那本小说出来说:“舅舅,我们走吧!”母亲说:“还没吃早饭呢!”张英才说:“我今天走上工作岗位,该舅舅请我的客。”舅舅很爽快地点点头,让张英才的父母很是吃惊,几乎同时说:“这不是屁股屙尿——反了么!”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垸里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块地盘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儿比一样。张英才不听,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白读。临和家里人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么?

    舅舅是诚心请张英才的客,一路上逢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但大家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处店子仍是这样,舅舅只好买上十根油条塞进他提着的网兜里,却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张英才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陡得面前的路都快抵着鼻尖了。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舅舅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舅舅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舅舅说,看见别的老师打学生时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舅舅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回头问蓝飞的母亲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朦胧中他觉得有些异样,摘下眼镜一看舅舅正在揉眼窝。

    之后没有再歇,一口气爬上界岭。一排旧房子前面一杆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叭叭响,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贴在墙上的两张红纸写着两条标语:欢迎上级领导来校指导工作!欢迎新老师!张英才摘下眼镜读了标语后,心里多少有点激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中年男人,很响亮地叫:“万站长,怎么这早就来了,这可是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舅舅笑笑说:“还不是想来赶早饭!”说着就向张英才介绍,说这人就是校长,姓余。又将张英才向余校长作了介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屋弄早饭吃。余校长亲自动手炒了两碗油盐饭端上来,正吃着又进来了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育梅。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舅舅这时吃完了,抹抹嘴说:“也好,校的教职工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舅舅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说得很起劲,一本正经的,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出去小便,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舅舅终于讲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讲。余校长讲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邓育梅见了毫不客气地说:“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说着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刚说了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舅舅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邓育梅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育梅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接下来是孙四海说,孙四海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然后就没话。

    舅舅也不追问,起身后要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正想问,却听到舅舅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我让他们自己刻的。”张英才看见舅舅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张英才见舅舅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育梅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正说着,舅舅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育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育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育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么?”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育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半片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岔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不好办。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育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盘工作和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育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远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育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年级分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育梅一左一右背靠背地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半。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个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育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育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育梅的老婆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邓育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么?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计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育梅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张英才说:“他的确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派得很。”邓育梅的老婆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伙的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邓育梅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复又说:“我打听过,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符合转正要求,现在一切都等你舅舅开恩了。”

    香喷喷的一碗腊肉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邓育梅说:“不是让你搞酒么?”老婆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邓育梅说:“也罢,看在小张的面上,不整你了。”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父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一般人做客这碗里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张英才饿极了,又知道邓育梅有求于他,就将碗里吃光了。直吃得满头大汗,才记起这是夏天。山上凉得很,刚出来的汗不用擦马上就干了。张英才打了个喷嚏,他怕得感冒,就起身告辞。邓育梅拿上手电筒送他。

    路上,他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结婚就是因为从十七八岁起,就和王小兰搞上了皮绊。王小兰的丈夫得了黄瓜肿的病,就是慢性黄疸肝炎,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靠孙四海。邓育梅最后说要是哪天半夜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这个人。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那小城中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育梅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爬上了学校前面的那个山包,张英才就叫邓育梅回去。

    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搁下书,他拿起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

    这时,门被敲响了。拉开后,门外站着余校长,欲言又止的样子。张英才问:“有事么?”余校长支吾着:“没有事。山上凉,多穿件衣服。”张英才想起一件事:“正想过去问你,这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同志是谁?”琴盒上写着: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1981年8月。余校长等一会儿才回答:“就是我老婆。”张英才说:“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余校长冷冷地说:“你就用着吧,什么东西对她都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张英才吓了一跳。

    睡不着,他想不出再给女同学写信用怎样的地址。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又听到了笛声,吹的又是《国歌》。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爬下床,披上衣服冲到门外。他看到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旗杆上的绳子,余校长身后是邓育梅和孙四海,再后面是昨天的那十几个小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大而凉,队伍最末的两个孩子只穿着背心裤头,四条黑瘦的腿在风里瑟瑟不止。张英才认出这是余校长的两个孩子。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

    张英才说:“我迟到了。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张英才问:“这些孩子能理解么?”余校长说:“至少长大以后会理解。”说着余校长眼里忽然涌出泪花来:“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可夜里来人将他领走了,他父亲病死了,他得回去顶大梁过日子。他才十二岁。我真没料到他会对我说出那样的话。他说他家那儿可以望见这面红旗,望到红旗他就知道有祖国、有学校,他就什么也不怕。”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韩雨,是五六年级最聪明的一个。”张英才知道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张英才感动了,说:“余校长,这些事你该向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余校长说:“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又说:“听说国家派了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搞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邓育梅插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转正。”张英才的情绪就被破坏了,他扭头进屋去刷牙洗脸。

    拿上毛巾牙刷牙膏,走到屋子旁边的一条小溪,掬了一捧水润润嘴,将牙刷搁到牙床上带劲地来回扯动。忽然感觉身边有人,一看是孙四海。孙四海提一只小木桶来汲水,舀满后并不急着走,站在边上说:“你不该动那凤凰琴。”张英才没听清:“你说什么?”孙四海又说了一遍:“我们是从不碰那凤凰琴的。”张英才想再问,忙用水漱去嘴里的白沫,孙四海却走了。

    早饭是在余校长家吃的。是昨夜的剩饭加上野芹菜一起煮,再放点盐和辣椒压味。没有菜,有的学生自己伸手到腌菜缸里捞一根白菜杆,拿着嚼。旁边的想学他,伸手捞了几下没捞着,缸太大,他人小够不着缸底,就生气,说先前的学生多吃多占,他要告诉余校长。张英才站在他们中间勉强吃了几口,就走了出来,回到房间摸出两个皮蛋,揣在口袋里,又到溪边去。他倒掉碗里那种猪食一样的东西,涮干净后,独自坐在水边的青石上剥起皮蛋来。一边剥一边哼着一首歌,刚唱到“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一句,一只影子现在他的脸上。他吃了一惊,冲着走到近处的孙四海道:“你这个人是怎么了,阴阳怪气的,像个没骨头的阴魂。”见到滚落溪中的是只皮蛋,孙四海也不客气地道:“我也太自作多情了,见你吃不惯余校长家的伙食,就留了几个红芋给你,没料到你自己备有山珍海味。”他把手中的红芋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走。

    张英才捡起红芋,来到孙四海的门口,有意大口大口地吃给他看。孙四海见了不说话,埋头劈柴。红芋吃光了,张英才只好去开教室的门。孙四海在背后叫:“张老师,今天的课由你讲。”张英才毫不谦虚:“我讲就我讲。”连头也没有回。

    山里的孩子老实,很少提问,张英才照本宣科,觉得讲课当老师并不艰难,凭嘴皮子,一动口就会。孙四海从头到尾都没来打照面,他也一点不觉得慌。先教生字生词,再朗读课文三五遍,然后划分段落,理解段落大意、课文中心思想,最后是用词造句或模拟课文做一篇作文,上学时老师教他们用的一套他记得一点没走移。余校长在窗外转过几回,邓育梅装作来借粉笔,进了一趟教室,他拿上两支粉笔后道:“张老师一定得了万站长真传,课讲得好极了。”

    挨到下学,张英才看到孙四海一身泥土,从后山上下来,钻到屋里烧火做饭。他也尾随着进了屋,见孙四海不大理他,讪讪地说:“孙主任,干脆我上你这儿来搭伙吧?”孙四海冷冷地说:“我不想拍谁的马屁,也不愿别人说我在拍谁的马屁。其实,你没必要和人搭伙,自己屋里搭座灶就成。”张英才说:“我不会搭灶。”孙四海说:“想搭?我和班上的叶碧秋说一下,她父亲是个砌匠,让他明天来。”张英才说:“这不合适吧?”孙四海说:“要是你自己动手做,那才真不合适,家长知道了会认为你瞧不起他。”说着话旁边来了一个女孩。

    女孩长得眉清目秀,挺招人喜爱,身上衣服虽然也补过,看起来却像天然的。女孩笑笑径直到灶后帮忙烧火。张英才问:“这是谁家的女伢儿?”孙四海答:“她叫李子,她妈就是王小兰。”说时把目光直扫张英才,仿佛说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张英才由于听邓育梅说过孙四海与王小兰的事,见孙四海这么直爽,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于是转过话题,说:“灶没搭起来,我就在你这儿吃,你撵不走我的。”孙四海怪自己主意出坏了,说:“让你抓住把柄了。先说定,灶一做好就分开。”张英才连忙点点头,孙四海正在切菜,吩咐李子给锅里添一把米。

    吃饭时,孙四海和李子坐在一边,张英才越看越觉得两人长得极像。他记起教室学习栏上有篇范文好像是李子写的,他便端上饭碗边吃边走到教室,范文果然是李子写的。

    题目叫《我的好妈妈》。李子写道:妈妈每天都要将同学们交到我家的草药洗净晒干,再分类放好,聚上一担,妈妈就挑到山下收购部去卖。山路很不好走,妈妈回家时身上经常是这儿一块血迹,那儿一块伤痕。今年天气不好,草药霉烂了不少,收购部的人又老是扣秤压价,新学期又到了,仍没凑够给班上同学买书的钱,妈妈后来将给爸爸备的一副棺材卖了,才凑齐钱,交给孙老师去给同学们买书。妈妈的心很苦,她总怕我大了以后会恨她,我多次向她保证,可她总是摇头,不相信我的话。

    张英才看完后,没有回到孙四海的屋里,孙四海喊他将碗送去洗,他才从自己屋里出来,碗里盛着剩下的八只皮蛋。他对李子说:“放学后将这点东西带回去给你妈,就说有个新来的张老师问她好!”李子不肯接。孙四海说:“拿着吧。代你妈谢谢张老师。”李子谢过了,张英才忍不住用手在她的额上抚摸了几下。

    下午是数学课,他先不上数学,将李子的作文抄在黑板上,自己先大声朗诵一遍,又叫学生们齐声朗读十遍。学校教室破旧了,窟窿多,不隔音。上午上语文,下午上数学,这是校统一安排的,目的是避免读语文时的吵闹声,干扰了上数学课所需要的安静。三四年级的大声读书声,搅得一二和五六年级不得安宁。邓育梅跑过来,想说话,看到黑板上抄着的作文,脸上有些发白,就一声不吭地回去了。余校长没进教室,就在外面转了两趟,也没说什么。

    放学后,笛子声又响了起来。老曲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张英才站在一旁用脚打着拍子,还是压不着那节奏,那旋律慢得别扭,他有点不明白这两支笛子是如何配合得这么好。后来,他干脆就着这旋律朗诵起李子的作文来。他的普通话很好,在这样的傍晚里又特别来情绪,一下子就将孙四海的眼泪弄了出来。降了国旗,张英才拦住邓育梅问:“邓校长,李子的这篇作文你认为写得怎么样?”邓育梅眨着眼皮回答:“首先是你朗诵得好,作文嘛不大好说,你说呢,孙主任?”孙四海一点不回避:“只说一个字:好!”邓育梅逼问了一句:“好在哪里?”孙四海答:“有真情实感。”余校长这时踱过来说:“孙主任,我看你那块茯苓地的排水沟还是不行,如果雨大一点就危险了。”孙四海说:“底下太硬了,挖不动,我打算叫几个学生家长来帮忙挖一天。”余校长说:“也好,我那块地的红芋长得不好,干脆提前挖了,让学生们尝个新鲜。家长们来了,叫他们顺带把这事做了。”又说:“邓校长,你家有什么事没有?免得再叫家长来第二次。”邓育梅:“我没事要别人干。我说过,我们又不是旧社会教私塾的先生——”话没说完,孙四海扭头走了,一边走一边狠狠甩笛子里面的口水。

    李子回家去了,放学时垸里有人路过学校顺路带她回去的,在平时,都是孙四海送她。张英才蹲在灶后烧火,几次想和孙四海说话,但见他满脸的阴气就忍住了。直到吃饭,两人都没开口。一顿饭快吃完了,油灯火舌一跳,余校长的小儿子钻进门来,冲着一点声响也没有的屋子叫道:“孙主任、张老师,我妈头痛得要死,我父问你们有止痛的药没有,有就借几粒。”孙四海说:“我没有,志儿。”张英才忙说:“志儿,我有,我给你拿去。”临出门,他回头说:“孙四海,你像个男人。”回到屋里,他将预防万一的一小瓶止痛药,部给了志儿。

    夜里,张英才无事可干,又弄起了凤凰琴。偶然地,他觉得有些异样,琴盒上写的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与1981年8月这两排字之间,有几个什么字被别人用小刀刮去了。刮得一点墨迹也没剩,留下一片刀痕。

    外面的月亮很好,他把凤凰琴搬到月亮地里,试着弹了几下。弹不好,月光昏昏的,看不见琴键上的音阶。他好不扫兴,就用钢笔帽猛地拨动琴弦,发出阵阵刺耳的和声。忽然间余校长屋里有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宿在余校长屋里的学生惊慌地哭起来。张英才急步过去,大门闩得死死的,敲不开,他就叫:“余校长!余校长!有事么?要人帮忙么?”余校长在屋里答:“没事,你去睡吧!”他趴在门上,从门缝中听到余校长的老婆在低声抽泣着,那情形是安静下来了。他想了想就绕到屋后,隔着窗户对屋里的学生们说:“别害怕,我是张老师,在替你们守着窗户呢!”刚说完,山坡上亮起了两对绿色的小灯笼,他死死忍住没有惊叫,脚下一点不敢迟疑,飞快地逃回自己屋里。

    进屋后,才记起将凤凰琴忘在外面,还忘了解小便。他不敢开门出去,在后墙根上找了个洞,哗哗啦啦将身子放干净了,就去床上捉蚊子睡觉。凤凰琴在外面过一夜,明早再拿不要紧。

    捉完蚊子,再看几页小说,困意就上来了,这是昨夜没睡好的缘故。他本打算吹灭灯,嘬起嘴巴,又变了主意,从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将煤油灯拧小了。一阵风从窗口吹进来,手臂凉丝丝的。他想父母这时一定还在乘凉,大山杪子上就只有一宗好处,再热的天也热不着。

    虽然困,心里总像有事搁着睡不稳。迷迷糊糊中,听到窗口有动静,一睁眼睛,看到一只枯瘦的白手,正在窗前的桌子上晃动着要抓什么。张英才身上的汗毛一根根都竖起几寸高,枕边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本小说集,他抓起来隔着蚊帐朝那只手砸去,同时大叫一声:“抓鬼呀!”那只手哆嗦了一下,跟着就有人说话:“张老师别怕,是我,老余呀。见你灯没熄,想帮你吹熄。睡着了点灯,浪费油,又怕引起火灾。”末了补一句:“学生们交点学杂费不容易呀!”一听是余校长,张英才就没好气了:“这大年纪了,做事还这么鬼鬼祟祟的,叫我一声不就行了!”余校长理拙地应道:“我怕耽误了你的瞌睡。”

    这事过去不一会儿,张英才刚寻到旧梦,余校长又在窗前闹起来,叫得有些急:“张老师,赶快起来帮我一把。”张英才被惊醒后有些烦躁:“你家水井起火了还是怎么的?”余校长说:“不是的,志儿他妈不行了,我一个人动不了手。”张英才赶忙一骨碌地爬起来,跟着余校长进了他老婆的房。前脚还没往里迈,后脚就在往后撤。明爱芬光着半个上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满屋一股恶心的粪臭。余校长在里面说:“张老师,实在无法,就委屈你一回!”张英才看看无奈何了,只有进去。

    一看明爱芬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脸上憋得像只紫茄子。余校长分析一定是吞了什么东西憋在喉咙里,并简要地数了她以前吞过瓦片、石子和小砖头等东西,张英才心里一动,脸上发愣,想这女人命真大,自杀多次仍还活着。余校长和他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一个人扶着明爱芬,另一个人用手拍她的背,看看能不能让她吐出什么东西来。明爱芬大小便失禁,身上脏得很,余校长自己习惯了,就上去扶,露出背心让张英才拍。张英才不敢用力,拍了几下没效果,余校长就叫他在床沿上练练,连连拍几下余校长不满意,要他再用力些。他心一横,想着这是下谁的黑手,一掌下去,打得床一晃。余校长说:“就这样。非得这样才出得来。”张英才看准那地方猛地一巴掌下去,只见明爱芬颈一哽,哇地吐出一只小瓶子来。正是刚天黑时,志儿去借药,张英才给他的那一只。余校长将明爱芬安顿好,看着她睡过去。明爱芬喉咙一咕哝,说了一句梦话:“死了我也要转正。”

    出得屋来,余校长将志儿从学生们睡的那间屋里,一把提到堂屋,朝屁股上打了几巴掌,骂他多大了还不开窍,又将不该给的东西给他妈。志儿不哭,身缩成一团。张英才上去讨保,余校长才将他送回床上,并对那些吓醒了的学生说:“没事,明老师又闹病了,大家安心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升国旗呢!”

    送他回屋的路上,两人站在月亮地里说了一会儿话,余校长解释,他家过去发生这类事,从不请别人帮忙,现在一身的风湿,使不上劲才求他。张英才很奇怪,怎么过去不叫孙四海帮一帮,余校长说自己天黑以后从不去孙四海屋里,怕碰见不方便的事。说了之后又声明,孙四海是少有的好人。张英才请他放心,孙四海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任谁也不告诉。张英才又追问邓育梅为人怎么样,余校长表态说这个人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张英才于是说:“你果真是和事佬一个。”余校长问:“谁告诉你的!”张英才供出是邓育梅,余校长听了反而高兴起来道:“我怕他会对我有很大意见呢!”

    张英才抓住机会问:“那凤凰琴是谁送你爱人明老师的?”余校长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张英才道:“问问就问问呗!”余校长叹口气:“我也想查出来呢,可明老师她死不说明。”张英才不信:“你俩一个学校里住这久,还不知道?”余校长说:“我比她来得晚,最早是她和你舅舅万站长两个。之前,我在部队当兵。”

    张英才有些信这话,分手后,他顺便将凤凰琴拿进屋。到灯下一看,凤凰琴琴弦被谁齐齐地剪断了。

    天刚现亮,就有人来敲门。张英才以为是余校长叫他起来升国旗,开开门,门口站的是怯生生的叶碧秋。叶碧秋说:“张老师,我父来了。”这才看见旁边站着一个模样很沧桑的男人。叶碧秋的父亲很恭敬地道:“张老师,我来打扰了。”张英才忙说:“剥削你的劳动力,真不好意思。”叶碧秋的父亲连忙回答:“张老师你莫这样说,烂泥巴搭个灶最多只能用个十年八载,你教伢儿一个字,可是能受用世世代代的。”张英才不解:“能用一辈子就不错了,哪能用世世代代的?”叶碧秋的父亲说:“过几年,她找了婆家,结婚生孩子后,就可以传到下一代,认的字不像公家发的这票那证,不会过期的。”张英才听了心里一动:“你这孩子聪明,婚姻的事别处理早了,让她多发展几年。”叶碧秋的父亲说:“我是准备响应号召,让她搞好计划生育的。”

    听出这话是言不由衷的。叶碧秋的父亲放下工具,也不歇,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就开始搭起灶来。他本来在别处做屋,将人家的事搁一天,先赶到这儿来,到外面两支笛子吹奏国歌时,灶已搭到齐腰高。张英才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备着锅。他问孙四海哪里有锅卖,邓育梅一旁听着接腔应了,说自己家里有口锅闲着没用,给他拿来就是。到上课时,邓育梅果然顶着一口黑锅来了。张英才只有谢过并收下。

    大约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张英才从窗户里看到山路上走来了父亲。父亲给他带来了一封信和一罐头瓶猪油,还有一瓷缸腌菜。他对父亲说:“正愁没有油炒菜,你就送来了及时雨。”父亲说:“我还以为学校有食堂,带点油来打算让你拌菜吃。”他问:“妈的身体好么?”父亲说:“她呀,三五年之内没有生命危险。”张英才见父亲说了一句很文气的话,就说:“父,没想到你的水平也提高了。”父亲说:“儿子为人师表,老子可不能往你脸上抹粪。”张英才嫌父亲后一句话说得太没水平了,就去拆信看。

    信是一个叫姚燕的女同学写来的,三页信纸读了半天才读完。前面都是些废话,如同窗三载,手足情长等等,关键是后面一句话,姚燕在信上说,毕业以后,除了这一次给他以外,她没有给任何男同学写过信。虽然这话的后面就是此致敬礼,张英才仍读出许多别的意思来。姚燕的歌唱得特别好,年年元旦、元宵、三八、五一、五四、五二三、七一、八一、十一等时节,只要县文化馆举办歌手比赛或晚会,她就报名参加,为此影响了学习,但她总说自己不后悔。姚燕长得不漂亮,但模样很甜很可爱。所以,张英才想也不想就趴到桌子上赶紧写回信,说自己也是第一次给女同学写信等等。

    想到姚燕唱歌,就想到自己将来可以用凤凰琴为她伴奏。他去动一动凤凰琴,才记起琴弦已被人剪断了。不知是谁这样缺德。张英才将琴打开后,搁在窗台外面,让断弦垂垂吊吊的样子,去刺激那做贼心虚的人。

    因是第一次来校,余校长非要张英才的父亲上他家吃饭。灶还没有搭好,没理由不去。吃了饭出来,父亲直叹息余校长人好,自己的家庭负担这重,还养着差不多二十个学生,还说:“你舅舅的站长要是让我当,我就将他家的户口都转了。”张英才说:“你莫瞎表态,舅舅那小官能屙出三尺高的尿?转户口要县公安局长点头才行。”

    说着话,忽然山坡上有人喊余校长派人到下面垸里去领工资。余校长便拉上张英才做伴。到了垸里才搞清,乡文教站的会计给这一带学校的老师送工资和民办教师补助金时,在路上差一点被抢了,幸亏跑得快,只是头上被砸破了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走到垸里后就再也走不动了。余校长签字代领了几个人的补助金,走时安慰那会计说:“这案子好破,你只要叫公安局的人到那些家里没人读书的户里去查就是。”张英才拿了钱后,随口问:“补助金分不分级别?”余校长说:“大家一样多。”张英才默默一算,竟然多出一个人的钱来,心想再问,又怕不便。回校后他就给舅舅写了一封信,要舅舅查查为什么这里只有四个民办教师,余校长却领走五个人的补助金。

    两封信都交给了父亲。还嘱咐父亲将姚燕的信寄挂号,怕父亲弄错,他说邮费涨了价,现在挂号得五角。父亲要他给钱。他有点气,说:“父子之间,你把账算得这清干什么,日后有我给钱你用的时候。”父亲听出这话的味:“好好,谁教恩往下流呢!”父亲走时,他正在上课。听见父亲在外面叫一声:“我走了哇!”他走到教室门口挥挥手就转回来。刚过一会儿,叶碧秋的父亲搭好了灶也要走。张英才放下粉笔去送他,他对张英才说:“你父让我转告你,他将那一瓶猪油送给余校长了,他怕你生气,不敢直接和你说。他说他中午在余校长家吃饭,那菜里找半天才能找到几个油星子。”

    这天特别热闹,放学后,国旗刚降下,呼呼啦啦地来了一大群家长。总有十几个,也不喝茶,分了两拨,一拨去挖孙四海茯苓地的排水沟,一拨去帮余校长挖红芋。大家都很忙乎,没人注意到张英才,更没人注意到断了弦的凤凰琴。张英才到孙四海的茯苓地里转了转,大家都在议论。孙四海这块地的茯苓丰收了,地上裂了好些半寸宽的缝,这是底下的茯苓特大,涨的。孙四海头一回笑眯眯地说,自己头几年种的茯苓都跑了香。张英才问什么叫跑了香。孙四海说,茯苓这东西怪得很,你在这儿下的香木菌种,隔了年挖开一看,香木倒是烂得很好,就是一个茯苓也找不到,而离得很远的地方,会无缘无故地长出一窖茯苓来,这是因为香跑到那儿去了,有时候,香会翻过山头,跑到山背后去的。张英才不信,认为这是迷信。大家立即对他有些不满,只顾埋头挖沟不再说话。张英才觉得没趣,便走到余校长的红芋地里。几个大人在前面挥锄猛挖,十几个小学生跟在身后,见到锄头翻出红芋来,就围上去抢,然后送到地头的箩筐里。红芋的确没种好,又挖早了,最大的只有拳头那么大。余校长说,反正长不大了,早点挖还可以多种一季白菜。张英才看见小学生翘屁股趴在地上折腾,初始,心里直发笑,而后见到他们脸上粘着鼻涕粘着泥土,头发上尽是枯死的红芋叶,想到余校长将要像洗红芋一样把他们一个个洗干净。他喊道:“同学们别闹,要注意卫生,注意安。”余校长不依他,反说:“让他们闹去,难得这么快活,泥巴伢儿更可爱。”余校长用手将红芋一拧,上面沾的大部分泥土就掉了,送到嘴边一口咬掉半截,直说鲜甜嫩腻,叫张英才也来一个。张英才拿了一个要去溪边洗,余校长说:“莫洗,洗了不鲜,有白水气味。”他装作没听见,依然去溪边洗了个干净,他不好再回去,只有回屋烧火做饭。

    走到操场中间,听见有童音叫张老师,一看是叶碧秋。他问:“你怎么没回家?”叶碧秋答:“我细姨就住在下面垸里,我父让我上她家去为张老师要点炒菜的油来。”果然,半酒瓶菜油递到了面前。张英才真的有些生气了:“我又没像余校长一人照顾二十几个,怎么会要你去帮我讨吃的呢?”叶碧秋吓得要哭。张英才忙变换口气:“这次就算了,以后就别再自作聪明了。”叶碧秋忙放下油瓶,转身欲走。张英才拉住她说:“你帮我一个忙,问问余校长的志儿,他知不知道是谁弄断了凤凰琴的琴弦。”见叶碧秋点了头,他就送她回细姨家。进垸后才知道,她细姨就住在邓育梅的隔壁。

    邓育梅见到后又留他吃晚饭,他谎称已吃过,坚决地谢绝了。往回走时,张英才记起叶碧秋刚才走路时款款的样子,很像那个给他写信的女同学姚燕,他有点担心父亲会不会将他的回信弄丢。他又想,可惜叶碧秋比姚燕小许多。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学校里的事几天就熟悉了,每日几件旧事,做起来寂寞得很,凤凰琴弦断了一事,便成了真正的大事件。等了几个星期不见叶碧秋找他汇报情况,反而老躲着他,一放学就往家里跑。星期六下午一上课张英才就宣布,放学后叶碧秋留下来一会儿。叶碧秋果然不敢抢着跑。

    张英才问她:“你问过余志儿没有?”叶碧秋说:“问过,他说是他干的,还要我来告诉你。”张英才说:“那你怎么迟迟不说?”叶碧秋说:“他说他知道我是你派来的特务汉奸。我要是说了,就真的成了特务汉奸。”张英才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说?”叶碧秋说:“我父说,是你问我、要我说就不一样。”他说:“我不相信是志儿干的。”叶碧秋说:“我也不相信,志儿尽冒充英雄。”他说:“那你再去问问他。”叶碧秋说:“我不敢问了。上一回,他说他吃了蚯蚓,我说不信,他就当面捉了一条蚯蚓吃了。”眼看谈不妥,张英才就放叶碧秋走了。

    星期六的国旗降得早些,原因是老师要送那些路远的学生回家。尽管降国旗时,校的学生都参加了,但由于太阳还很高,天空还很灿烂,邓育梅和孙四海的笛子吹不出黄昏时的那种深情,气氛也就没有往日的肃穆。降完旗,邓育梅、孙四海和余校长各带一个路队,往校外走。学校里显得特别冷清。张英才试过几回这种滋味了,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夜里,学校就像山顶上的一座大庙,寂寞得瘆人。余校长总说他路不熟,留他看校。张英才这回耍了个小心眼,悄悄地跟上了孙四海这一路。直到走出两三里远,才从背后撵上去打招呼。孙四海见了他有点意外,嘴上什么也没说,依然牵着李子的手,一步步稳稳地走着,还不断提些课堂上的问题,让李子回答。李子若是到路边采山楂时,孙四海必定在旁边紧紧守护着。这一路队有六个学生,到第一个学生的家时,已走了近十里路。张英才走热了,脱下上衣只穿一件背心,说:“这十里路,相当于我们畈下的二十里。”孙四海说:“难走的还在后头呢!”

    路的确越来越难走。草丛中的蛇蜕也越来越多,孙四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将拣到的蛇蜕小心地装进去。张英才看到一只蛇蜕,鼓起勇气把手伸了出去,刚一触到那发糙的乳白色东西时,心里就一阵阵起疙瘩。李子在旁边说:“张老师怕蛇了!”孙四海说:“李子你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李子想了想说:“杯弓蛇影。”孙四海轻轻抚了一下那片微微发黄的头发。张英才不由得尴尬起来。蛇蜕有许多了,塑料袋装得满满的。孙四海不让学生们再捡,要他们赶紧走路。张英才站在山梁上还以为离天黑还有会儿,一下到山沟,就很难看清路了。

    学生们陆续到家,只剩下一个李子。最后李子也到家了。李子的母亲就站在家门口,一副等了很久的样子。孙四海将塑料袋递过去,李子的母亲也将一只装得满满的袋子递过来。都交换了,孙四海才说:“李子这几天夜里有些咳嗽。”又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张老师,以后由他带李子的课。”张英才不知道怎么称呼好,只有点点头。李子的母亲也在点头,点得很深,像是在鞠躬。然后问:“不进屋坐会儿?”孙四海忧郁地答:“不坐了。”黑暗中,张英才似乎看清这女人是个哀戚戚的冷美人。

    女人身后的屋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呼唤:“李子回来了么?”孙四海立刻说:“我们走了。”女人什么话也没说,牵过李子倚在门口伫望着离去的黑影。

    远远望去,山上有一处灯火很像学校。一问,果真是的。张英才奇怪:“李子回家不是多绕了十里路么?”孙四海说:“路是绕了点,但能多采些草药,她愿意。她不绕别的学生就要绕。”张英才壮壮胆后,忽然说:“李子她妈不该嫁给她父。”孙四海愣了愣说:“谁叫她娘家穷呢,这个男人那时是大队干部,又实心实意地喜欢她,她抗拒不了。谁知搞责任制后,他上山采药挣钱,摔断了腰。”张英才胆子更大了,追问一句:“那你当初怎不娶她?”孙四海叹口气:“还不是因为穷,一听说我是民办教师,她娘家就将我请的媒人撵出大门。”

    正待再问,前面有人着唤他们。听声音是余校长。他们走拢去,见余校长拄着一根树枝靠在路边石头上。余校长解释自己是怎么成了这样子的:他送完学生返回天就黑了,路过一个田垅,明明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走着,还叼着一只烟头,火花一闪一闪的,他走快几步想撵上去做个伴。到近处,他一拍那人的肩头,觉得特别冰凉,像块石头。他仔细一打量,果然是块石头,不仅是块石头,还是块墓碑。他心里一慌,脚下乱了,一连跌了几跤,将膝盖摔得稀烂。余校长说:“我想等个熟人做伴,回去看个究竟。”孙四海说:“也太巧了。我们去看看,你丢下什么没有。”张英才知道这风俗,人走黑路受了惊吓,一定要赶忙回去找一找,以免有精气或魂魄失散了,不然迟早要大病一场。张英才不信这个,他胆子特别小,家里人总说这是受了惊吓找得不及时的缘故,所以,有时他又有点相信。

    回去一找,果然是座墓碑。看铭文知道是村里老支书的。学校就是老支书拍板让村人,那时叫大队,勒紧裤带修建的。过去余校长常叹息说若是老支书在世,学校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个破样子。这时,孙四海开口说:“老支书,你爱教育爱学校我们都知道,可你这样做就是爱过头了,你要是将余校长惊出毛病来,事情可就糟了。你要想爱得正确,就请保佑我们几个人早点转正吧!”余校长一旁说:“孙主任,你可别像邓校长,为了转正,不论是神是鬼,见到了就烧香磕头。”孙四海苦笑一声:“余校长放心,我这是开玩笑。”

    大家又说墓碑的事,一致认为是余校长看花了眼,再有另一种可能是遇上了磷火加上心里太紧张的缘故,引出幻觉。末了,余校长说,这种事山里常发生,不用大惊小怪。边说边走,走到邓育梅的家,门外喊了一声,他老婆出来应,才知道他还没有回来。邓育梅送学生的路最远,有个学生离学校足有二十里,来回一趟整四十里。三个人进屋去说了一会儿话,邓育梅在外面叫门。开门进屋,四人一凑情况,不由得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余校长遇上怪事,而是邓育梅撞着一群狼了。说巧都巧到一块儿去了,邓育梅刚绕过一座山嘴,狼群就迎面冲过来,他吓得不知所措,站在路中间一动也不动,那狼也怪,像赶什么急事,一个接一个擦身而去,连闻也不闻他一下。

    说到底,大家都笑。邓育梅的老婆揉着泪汪汪的眼睛说:“真是应了老古话,穷光蛋也有个穷福分。”余校长添一句:“穷人的命大八字小。”

    星期天,张英才就起床往家里赶。从山上往山下走,几乎是一溜小跑。二十里山路走完,山下的人才开始吃早饭。路上碰见了蓝飞,他也是星期天回家看看。两人只是见面熟,走到岔路上自然就分手了。一进家门他就问:“妈,父呢?”母亲说:“你父一早就到镇上拉粪去了。”他正想问她知不知道父亲寄过一封挂号信没有,一扫眼发现灶头上搁着一封写给他的信,也是挂号。拆开一看,只有一句话: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他先是一怔,很快就明白了意思,心里高兴地说,没有料到姚燕还这么浪漫有诗意。

    母亲给他做了一碗腊肉面,正吃着,舅舅从外面走进来,见面就说:“听说你回了,就连忙赶来,有个通知,正愁送不及时,你就赶紧带回学校去。”张英才说:“刚到家,就要返回?”舅舅说:“这是大事,贯彻义务教育法的精神,下下个星期要到你们那儿搞扫盲工作验收,一天也不能挨了。”张英才知道舅舅一定又在蓝二婶那儿,听蓝飞说他回了,就跑过去抓他的公差。不过收到了姚燕的信,回家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早回校迟回校都是一个样。他便从舅舅手里接过了通知,回头扒完碗里的面条腊肉,提上母亲匆匆给他收拾的一些吃食就上路了。

    上山路走得并不慢,歇气时,他忍不住拿出姚燕的信来读,信纸上有一种女孩特有的香味,他贴在鼻子上一闻就是好久,这样就耽误了,还在半腰上,就看见路旁独户人家开始吃午饭。他也不急,从包里抠出两只熟鸡蛋,剥了壳咽下去,依旧走走停停。走到邓育梅家的后山上,他弃了正路,从砍柴人走的小路插下去。

    邓育梅家门口的粪凼里,有几个人正在忙碌着,将粪凼里的土粪一担担地往一块地里挑,地头上已堆起了一座黑油油的土粪堆。张英才认出其中两个人,是上次帮孙四海挖茯苓地排水沟那帮家长中的。邓育梅也挽着裤腿在一旁走动,脚背以上却一点黑土也没粘。

    见张英才来,邓育梅不好意思地说:“马上要秋播了,我怕到时忙不过来,昨天和家长们随便说起,没想到他们就自动来了。其实,这土粪再沤一阵更肥些。”张英才说:“现在你和余校长、孙四海摆平了。”邓育梅说:“其实,那天我那话没说清楚。”张英才抢白道:“那天你是想说民办教师本来就是教私塾的先生,是不是?”邓育梅说:“你可不要对我有什么看法!”张英才说:“你不是怕我,你是怕我舅舅。你洗洗手!”邓育梅眉毛一扬:“是不是有转正的名额下来了?”张英才说:“可不能先透露,等大家当面了再说不迟。”

    邓育梅走在前面,乐得屁颠颠的,这个样子让张英才觉得很好笑。余校长不在家,领着志儿他们上菜地浇水去了,只有孙四海坐在门口吹笛子,曲子是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又是将快乐吹成了忧伤。邓育梅冲着他喊:“孙主任,到张老师屋里来开会。”孙四海放下笛子:“星期天开什么会?这地方,抓得再紧也不能提前达到小康水平。”邓育梅说:“来吧来吧,这回亏不了你。”在等余校长期间,张英才将熟鸡蛋分给他俩一人一个,他自己也吃一个。边吃边说:“我有个俗语对联,看你们能不能对上:时时刻刻等你来敲门。”邓育梅和孙四海想了一阵,认为这没有什么,再想想就能对出来。这时余校长来了,手也没洗,满是泥土。邓育梅说开会。张英才不急,要余校长帮忙对对联。余校长听了就说:“这个上联很难对,主要是那个你字。”邓育梅忙插嘴:“你能对的字太少了,只有我和他两个字。”余校长说:“是原因之一,主要的还在之二,这个你字用在这里表示两人在互相盼望,下联只能用一个我字,就是这个我字来对也很勉强,所以,在这里是难有很好的下联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服了气,张英才心中有苦不便说出来,就岔开话说:“我舅舅让捎个通知给你们,要你们按通知上的要求,尽快执行,做好准备工作。”

    余校长接过通知看了看,就手递给将颈伸得老长的邓育梅,让他读读。邓育梅接过去,咳一下,清清嗓子响亮地读道:“西河乡文教站文件,西文字第31号,关于迎接县扫盲工作检查验收的紧急通知。”刚读完标题,邓育梅脸就变色了,最后几个字几乎能听出一些哭腔。余校长问:“邓校长,你怎么啦?”邓育梅实在忍不住沮丧:“我还当它是通知转正的文件,前几次的文件总是这个季节发下来。”邓育梅不愿再读。孙四海不用人叫,自己拿过去,自己读起来。读得余校长一脸的严肃。

    孙四海一合上文件,余校长就说:“满打满算才剩十天时间,没空讨论研究了,今天我就独裁一回,从星期一起,咱们四个人作这样的分工,张老师正式带三四年级的课,孙主任将一二和五六年级的课一担挑了,抽出邓校长和我突击搞扫盲工作。”张英才打断余校长的话:“我不懂,十天时间怎么能扫除文盲呢?”余校长头一回用不客气的语气说:“不懂的事多得很,以后可以慢慢学,现在没空解释,这事关系到学校的前途,一点也放松不得。”余校长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一切为了山里的教育事业,一切为了山里的孩子,一切为了学校的前途。张英才听不懂这叫什么纪律,他想说这倒像是誓词。余校长这一认真,显得像个领导者,让张英才生出几分畏惧,不敢乱插嘴。

    余校长话不多,说完后就叫大家补充。邓育梅提出,要村里派个主要干部参加准备工作。孙四海说:“来个人又不能帮忙做作业、改作业,不如乘机让村里将拖欠的工资补给我们。”邓育梅连声叫好。余校长苦笑一下:“也只好出此下策了。不过各位也得出点血,借此机会请支书和村长来学校吃餐饭。每人十块钱,怎么样?”邓育梅说:“可以是可以,在谁家做呢?”余校长每人看了几眼,才犹豫地说:“就在我家吧,明老师做不了饭,就另外请个会做饭的女人来帮帮。”孙四海低声说:“我没意见,还可以让村干部感受一下学校里艰难的气氛。”至于请谁,商量半天唯有王小兰合适,她做的饭菜又省料又清爽。这一切都定下来后,天就黑了。

    吃过饭后,张英才就趴在煤油灯下冥思苦想,如何写上一句话,才能在姚燕的那句话上来个锦上添花。他将那本小说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其中每一句有关爱情的话,都细细品过,竟没有一点现成的可供参考。枯坐到半夜,余校长又在窗外察看,见他没睡,就打个招呼走回去。他灵机一动,冒出一句话来:敲门太费时了,我要直接翻进你的窗户。写了这句话后,张英才很激动,也不怕外面的黑暗,跑去敲孙四海的门。刚敲一下,孙四海还没醒,他就觉得没意思,这样的话怎么和孙四海说呢,说了也不会有共同语言的。他悄悄地退回去,身后孙四海醒了,问:“谁呀?”张英才学了一声猫叫:“喵——”

    村长、支书和会计是星期二来学校的,加上王小兰与学校本身的四个人,刚好一桌。王小兰的菜其实做得不怎么的,就是作料放得重,他们都说这菜做得有口劲。吃饭之前,干部们先说了一个好消息:尽管村里经济困难,还是决定先将拖欠教师的工资支付五个月,同时还希望体老师能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村党支部和村人民增光添彩。大家都为这话鼓掌,余校长的老婆明爱芬,也在里屋鼓了掌。然后吃饭喝酒。

    酒至半酣就开始逗闹。会计死死拉着王小兰的手,非要王小兰和他干一杯。学校的人都为她说好话,说她真的不会喝酒。会计不答应,不喝酒他可以代她喝,喝一杯她必须亲他一下。也不等王小兰分辩,会计端起王小兰的酒杯,一口喝干,便将老脸往王小兰嘴上凑。孙四海的脸顿时涨得像一大块猪肝,余校长怕出事,用手连连扯孙四海的衣角,邓育梅见势不妙,起身解手去了。张英才本与此事无关,又有很硬的亲戚做后台,大家对他很客气。他见会计闹得有些过分,就挺枪出马杀到两人中间,一手分开王小兰,一手将酒瓶倒过来,斟满桌上的空酒杯,说:“我代王大姐和你连干三杯。”也不管会计同意不同意,一口气将酒杯喝干了三次。会计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一见张英才血气方刚的样子,就连忙甘拜下风。孙四海的脸色也开始平和了。张英才岂肯白喝三杯,拉扯之间会计叫起了头昏,说:“我服了你,但酒是不敢喝的,我从桌子底下爬过去,行啵?”张英才答应了,会计真的趴到地上去。村长见了道:“行行,就这样,意思到了就行。”张英才心里对村干部本是有意见的,自己来这儿教书都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一个人来看看他,如此见村长在他面前打官腔,就来了气。他也不说话,绕到会计的背后,双手抵住会计的屁股直往桌子底下推。对面坐着的孙四海,将自己和凳子一起往后移了移,露出空档,让张英才将会计推到桌子这边来了。会计恼羞成怒,爬起来时手里攥着一只肉骨头,要砸张英才。支书连忙抱住他,口称:“醉了!醉了!别再喝了,撤席吧。别让孩子们看见,笑话我们!”

    送走了村干部,张英才看见王小兰趁人不注意,溜进了孙四海的屋子。他装作走动的样子,轻轻到了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镜头里两个人搂在一起时的那种哭声。这天夜里,孙四海的笛声响了很久,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歇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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