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40 雍熙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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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五年春二月，龙抬头，率领众臣在京畿郊外完成了开年“第一锄”的皇帝刘旸心情看起来不错，看着那一大片被权贵们翻整过的田土，刘旸会心一笑，这大抵是继位五年以来，他露出的最释然的笑容。

刘旸在继位以来，很多表现都在向世祖皇帝早年看齐，这躬亲视事，挥舞锄头，以为表率，则是其优良作风表现中的一种，从登基以来，每年如一，从无懈怠。

就这，刘旸仍不满意，已然对左右吩咐了，等来年要择一地做些更实际的事情，实地实操与农民一道劳作，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出他与朝廷对农事的重视，而不是仅仅做些表面功夫。

对于农桑耕织事宜，刘旸是异常重视，他深知这是立国之本，固业之基，没有足够的粮布产出，大汉将寸步难行，民乱骚乱依旧会无穷尽。

彻底解决大汉百姓的吃饭问题，刘旸没有这等奢望，毕竟那是连世祖皇帝都没能做到的，他何德何能。但是，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百姓做些事情，努力发展生产，积累粮布盐茶，却是刘旸力所能及，也一直践行的事情。

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刘旸除了在吏治、法治、税改三事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之外，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农事上。

为了劝课农桑，刘旸连续三年发出《劝农令》，要求各地官府务必保证农村正常秩序、农业正常发展，保证不误农时只是最低的要求。

钦天监提前半年就要把下一年的皇历编写好，然后刊印发往全国各道府州县，以便指导各地农户因地应时生产。农耕时节，遇有生产困难，属地官府需提供不仅限于粮种、农具、牲畜在内的赈贷……总之，要尽可能保证给农牧渔民一个安定平稳的劳作空间。

很多政策，都只是帝国时代下的基本操作，世祖时期已然有充分的经验，而比起世祖时，进入雍熙时代后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监管力度的提升。

每到农时，刘旸都会从京畿诸部司抽调干员（不只是御史），分赴全国各道州，进行农业生产监督巡视，被地方称为“农巡”。

虽然对大汉帝国一千三百多个县来说，区区一二百人的“农巡”根本无法完全覆盖，便是逛到了很多也难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朝廷的态度也在这种空前的巡查力度下传达到了，地方上官僚职吏在做事时，起码能多些觉悟与警醒。

同时，对于官僚犯罪，尤其在农事方面犯罪更是采取从重从严的处置态度。

雍熙二年秋冬，朝廷曾就各地常平仓、义仓亏空问题，进行过一番纠察。爆发出了不少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农事”为由挪用，最终用在农民身上的寥寥无几，很多实则最后都变换为钱财，落在贪官污吏的手中。

有些地方官僚就是这般肆无忌惮，而不管怎么看，似乎都是农民最好欺负，也更容易伸手。对于二仓的检察，也逐渐演变为朝廷吏治整顿中的一项大举措。

不过在具体落实时，却显得很谨慎，只把一批罪行重大、贪墨数量巨大的官员给处置了，以儆效尤，至于余者，只是小惩大诫，内部警告。没办法，朝廷正多事，内外正不安，在许多事务的处置上，刘旸都不得不多一分谨慎，有些妥协不是软弱，而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最近两年，情况又有所变化，随着权威渐固，在有些“底线”的问题上，刘旸也越来越强硬。

就比如在农事问题上，他或许没法阻止所有权贵官僚伸手，但凡是敢于伸手的，一旦发觉，必给你斩断。而胆敢欺农虐民者，更无容情，必以严刑处置。

很多时候，是不能仅凭印象看待一个人的。就说世祖皇帝吧，给臣民的印象素来是凉薄苛刻，喜怒无常，杀人无数，因此让人敬畏。

而刘旸，从小到大，都是以一副温文尔雅、谦和宽仁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登基之后，慎刑少杀，更成为了他的一个新标签，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不算蜀乱这种的叛乱伤亡。以大汉《刑统》为指导，若对开宝、雍熙两朝的“年刑杀率”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在刘旸时代，官吏百姓犯罪，死刑率要远高于世祖时代。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当人，一般通过刑徒营抑或流放海外的办法来榨取剩余价值。

而刘旸却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世祖皇帝的做法，于小民太过，容易激起民怨，与权贵却太轻，因为不管是在刑徒营，还是在海外，他们总是有办法逃避那些苦难，逍遥着结束刑期，然后继续违法犯罪、作威作福.

这也是刘旸上位以来，便迫不及待地对刑徒营进行改革的原因，不过，在“调合”一道上，刘旸堪称集大成者。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刑徒营，对其利处依旧在发扬，只是在对刑徒的政策上进行了一定调整。

比如，“提高”了服役刑的标准，该杀的，直接依《刑统》斩杀，不用再送到刑徒营“受苦了”。

于是很多权贵就发现了，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觉间提高了，若是过了，不再有刑徒营与诸封国作为缓冲了。很多情况下，死并不是最让人畏惧的，最让人惊惧的，是皇帝学会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官员犯罪，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前途：直系亲属，三代之内，不得录用。

种种手段施展下来，天下的权贵官僚们是被刘旸给压制住了，至少明面上不敢再兴风作浪。

于是，大汉帝国的政治清明了，社会环境、治安渐好了，各项生产有序进行，每年的钱粮税收也稳步增长，哪个尤其是过去的雍熙四年，从财政司的统计上来看，其水平已然恢复至开宝十八年前后。

要知道，开宝十八年，那可是世祖皇帝“开宝盛世”的巅峰期。这样的结果，便是刘旸也有些不敢置信，然而，真要深究原因，还能有几个为什么的。

首先就与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础分不开关系，其次更刘旸的大力整顿有关系，这一点尤其重要，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对于大汉百姓经营产出的促进作用实在太大了。

还有刘旸不事折腾，厉行节俭，坚决坚定地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最后嘛，或许就得提一嘴税改，不管最终的结果有多少妥协的成分，当中枢与地方达成和解与共识，新制下的税入，就是要高一些。

可以说，在刘旸的统治下，短短数年时间内，大汉帝国已然换了一幅面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健康”状态，迈向一个物质丰富、文化繁荣、军事强大的盛世。

虽然才开个头，但是朝中已经有不少官员提出“雍熙盛世”的概念，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还是对刘旸这个皇帝的真心认可服从也罢，总之，进入雍熙五年的大汉帝国，形势一片大好。

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皇帝的刘旸，心情自然是不错的。

不过，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当刘旸与宰相、财政使张齐贤讨论起农务之重，以及在朝中屡起争议的“农官之争”时，一则噩耗传来了，内阁大学士、太傅李昉薨了。

李昉是病死的，年纪大了，有点病痛是很正常的事，从去年秋便染疾，一直在家休养，却没想到，养着养着，给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