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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旧事,源于很多年前的墨子。
当时鲁阳公准备攻打郑国,于是问了问正在游历的墨子的意见,也就是那一次公造冶和鲁阳公比戈战而胜之扬名天下的那一次。
当时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这番话只是义,而当时墨家众多善于守城的弟子云集郑国附近,那是利弊,最终导致了那一次鲁阳公攻郑的计划流产。
之所以四五年前泗上舆论转向之后曲解这段话的缘故,那是因为由“非攻”转为了“一天下则无攻为大利”。
墨子和鲁阳公的那番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鲁阳公说郑国有罪,我准备干涉郑国。墨子说这就像是别人家的儿子不好好学习,他爹拿着棍子打,你也拿着个棍子给那孩子一顿打,说我这是顺从他爹的意思,这不扯淡吗?
换而言之,如果墨家的思想不修正,在四年前菏泽会盟的时候,很可能搞出一个菏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各国不论大小平等,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
墨子的话放到后世几千年后的地球上,其实道理还在讲:我家里有事,用不着别人家管。
问题就在于当泗上强盛之后,适就开始修正墨家的思想,因为泗上墨家现在做的事,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不争气,自己拿着棍子上去动手打,然后还大谈这是天志,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真理。
穷则不干涉内政,达则顺从天志以诛不义。
这时候再提这个故事,就难免需要另寻解释。
这时候郑国的君臣在公开场合和墨家使者谈及这句话,其实在墨家使者听来是有些尴尬的……
譬如缯、薛、费等小国,墨家不但“顺于天之志”,还直接改变了各小国的制度。
墨家内部斗争已经结束,适的修正派已经占据上风,对于墨子的理论都有了修正后的解释,就像是非攻一样,非攻只能治标不治本,天下定于一就无攻了,无攻才是解决非攻的最可靠方式……
当然关于这番对话,墨家内部也有自己的解释。
郑国知道墨家这时候来郑国的意思,很显然是想要借助郑国转移一下韩国的注意力。
墨家也知道这时候来郑国,郑国君臣很容易想到墨家的用意。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郑国想要自己被利用,而墨家正好可以利用。
郑国是否有罪,不在于郑,而在于韩。
当年郑国也没有亲近墨家,可一样被魏韩瓜分掉了国土,经历了短短二十年国土丢失一半的惨境,郑国君臣也早已想清楚了。
只是这番当年止楚攻郑的言辞,这时候说出来其实墨家的使者是略微有些尴尬的。
墨家使者略微尴尬之后,忙道:“其时,鲁阳文君也不过是为了私利,并不能够真正地顺从民为神主、解民三患的天志。是故郑被姬郑所治、与被楚芈治理,并无区别,故而他为私利而战便是不义,是以子墨子止之。”
墨家内部的修正解释,就是严格区分郑人、郑公族的区别,以此为自己将来定天下于一有在内部的逻辑合理解释。
郑国君臣倒是不在乎这些,他们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引发这一次关于泗上援郑的议题,听墨家使者这么一说,一名子阳余党便道:“数十载过去,天下依旧,大国之君多为私利而行不义,能够如泗上那般真正为义而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如今韩国一心想要吞并宋国,都是出于韩宗私利。郑国虽小,却也参与过昔年菏泽之盟,也在诸夏战争法上签署了本国之名。”
“郑国君臣自知不能够知晓天志,也不能够解民三患,可韩国入郑,也不能够解民倒悬,反倒是让民众多受战乱之苦。”
“韩有阳翟、负黍,屯兵于颍水,距离郑都不过百里,若韩有意,数日可至,郑国民众皆恨韩,还请墨家看在百姓战乱之苦,给出保郑之法。”
郑国现在真的就处在危机之中,不是说如果这时候不参与宋国事、和墨家刻意保持距离韩国就会放弃吞并郑国的野心的。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险,赵人翻脸,楚夺榆关,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
郑国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
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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