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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欢与邵清到来之前,常与广州太守交游的苏轼,已多少听说,从去岁起,朝廷就通过榷货务指令市舶司,向大食番商入舶胡豆。
苏轼看着王参军用马车装来的十来棵咖啡树,直言不讳地问姚欢“京中臣工士人,当真喜欢喝这饮子?”
姚欢心道,要开始路演啊,这活儿我上辈子就熟。
创业的锦衣是什么?是在家编故事、出门讲故事、见人卖故事。
但投资人并非傻子,远离绣花枕头烂稻草的创业是什么?是我讲的故事并非天方夜谭,有数据支撑的。
姚欢遂定了定神,启唇慢语,将上至官家内廷和辽国使团,下至七品臣僚和布衣百姓,对于胡豆饮子的接受度,以及自己竹林街饭铺每旬胡豆饮子的销售数据、冰滴壶等周边产品的销售数据,向苏轼娓娓道来。
苏轼明白了“盐、铁、酒、茶、香药,这胡豆或可成为朝廷第六大钱袋子。怪不得子容(苏颂)致仕了,仍这般上心。姚娘子,如今京师榷货务中管此事的,是王斿?”
姚欢点头“正是王提举。”
“唔,曾布当年引他外甥来我处求教,我还记得他的独特心性。作学问未必能独善其身,做买卖却能兼济天下,不失为国之栋梁。”
姚欢飞速地咂摸苏轼这两句话,夸王斿是个能吏,只是表象,深层的意思乃在于,再次映证,苏轼与曾布的私交相当不错。
逗留筠州时,苏辙就与邵清、姚欢说起,曾布与苏轼的友谊,其实在与自己这个亲家之上。元丰年间,苏轼曾被新党诬陷差点命丧乌台,曾布也因查办市易司一案被新党视作叛徒排挤远放,这两人颇有“流落江湖,惟公知照”的惺惺相惜之情。曾布为父母建塔祭祀,还向苏轼请求撰写《塔记》,若交情不深,曾布断不会有此举。
只听那一头,苏轼又问王参军“广南东路,可接到转运使司公文,许可今岁的夏秋两税,允百姓都交粮米?”
王参军道“尚未听说。”
姚欢有些纳闷地问“百姓多交粮食,朝廷还会不要?”
苏轼苦笑道“广府离汴京太远,漕运粮食损耗多,转运使司更愿意收钱,故而此前惠州丰收六万三千石,转运使下令将其中的两万石折成钱,充作两税。”
姚欢蹙眉“种田者手里,哪来的现钱,都是要拿粮米去换钱。如果朝廷收税不要粮、只要钱,那广南东路各州,势必出现百姓贱卖粮食、换钱交税的情形,这样越是丰年,越会谷贱伤农。丰年所纳粮食,漕运就算来不及悉数运往北边做军粮,岭南的常平仓提举难道不出面收粮、纳入朝廷的仓平仓吗?所以,合乎常理的做法,难道不应该是,丰年允百姓纳米,歉年允百姓纳钱?怎能反过来做呢?”
言随思路走,姚欢所说的,无非出自一个后世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基本经济学常识,但在苏轼这个当世男子的眼里,年轻女子能作此分析,便是去参加科举、试作策论,也够格了。他不由对这个和自己长孙苏箪同年的小娘子,更为刮目相看。
果然,姚欢并未只停留在针砭的阶段。
“苏公,王参军,”姚欢继续道,“胡豆既能禁得住海运,应比粮米更适合漕运。胡豆成熟后,与茶相似,须费大量人力采摘、浸泡、去皮、晒豆。故而,届时应细细算一笔账,分多少惠州的人力与土地去种植胡豆,才既不动摇粮为一国之本的宗旨,又让惠州能如两浙、福建交茶税那般,交胡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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