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因为我《石峡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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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宣传好了。

就可以跟崖山联动起来。

申请一个历史文化区域。

其实，这事后来江门就是这么干了。

把台山方济各·沙勿略墓园—大洲湾遗址、新地村天主教堂、“南海号”沉船点（台山水域）、广海卫城城墙、紫花岗烽火台、紫花岗摩崖石刻，新会区官冲窑址、杨太后陵、慈元庙都列入市第一批海丝史迹保护名录公布。

然而，那是后来为了申遗才搞出来的“江门海上丝绸之路史迹。”

现在嘛，肯定不行。

因为新会还没并入江门，但可以联动起来。

如果政府足够重视的话，未必不可以提前申遗成功。

这个方面广州的准备工作就比泉州差很多。

当然，这些是后话。

苏亦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发现大家没反应，忍不住提醒道，“嗯，各位叔叔伯伯，我的建议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这一刻，老爷子这些门生故吏，望向苏亦，满是感慨。

“小亦可以啊，不愧是北大的高才生。”

“果然去首都学习回来的，跟中央的专家学习，就是不一样。”

“估计再过几年，小亦毕业也会省里工作了。”

“恭喜，老校长啊，家中出了个麒麟子。”

各种捧场的话，再次如大雪纷飞。

老爷子笑骂道，“这小子心野的很，他想留在首都，不想留在省里，不然早去中大读书了，我也不会一年难得见他一面。”

副馆长说道，“中央好啊，听说咱们官冲古窑址发掘的时候就是有中央的专家才给确定的，不然，也没法确定。”

“还有这回事？”有人问。

苏亦也好奇。

副馆长说，“对啊，61年的时候，咱们新会官冲古窑址被发现，就是省文物管委会跟省师院历史系的师生亲自过来发掘的，当时，咱们新会文教局、政协也派人参加了，当时我也在。发掘出瓷片以后，也不好判断年代，后来把文章寄到首都，才有专家判定为唐代的。”

听到这话，苏亦就忍不住笑了。

故事经过口口相传，确实变样了。

就算亲历者也一样。

新会官冲古代窑址，苏亦不陌生。

新会读书人很多，但古代遗址并不多。

其中官冲古窑址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处。

它不是1961年发现的，而是61年被发掘的。

其实，瓦片岩和碗山在很早就有古代遗物的发现。

1957年4月份省文管会做全省文物普查与考古调查时就已经知道该处为古窑址了。

后来，新会博物馆又做数次复查。

显然，这位副馆长当初肯定不是具体负责人，不然，这些他肯定是知道的。

其实，瓦片岩和碗山古窑址距离官冲古窑址只有两公里，近的不能再近了。

这一次发掘，收获还挺多的。

出土物大部分都放在新会博物馆库房。

之所以没法确定具体年代，主要是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偏差。

就算如此，苏亦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去矫正副馆长的认知。

没有必要。

对方又不是考古从业人员。

奈何，另外一个文化局的领导却问苏亦。

“小苏，你是专家，都官冲古窑址的情况，应该很了解吧，来，都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苏亦谦虚，“不是很了解，因为我跟李馆长不一样，没能有机会参与其中。”

“哈哈哈哈，61年发掘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领导笑着问，“那你后来去过现场吗？”

“因为要考研究生，所以之前去过几次，不过古窑址已经回填，从外面确实看不出什么东西了，只能听过文章来了解。”

“都说说，就当闲聊嘛！”

于是，苏亦就真说了。

“一开始，按照调查者的意见，以为器物入窑时将器形相类的逐个套进匣钵里，中间用碎泥垫着，当然也有不用匣钵的，直接将器物迭置在泥坐上，中垫着泥块，大件器物用单一的匣钵，结果复查发掘的时候，却发现整个窑址并没有发现任何“匣钵”。”

“啊，没有匣钵？”

“那之前的猜测，错的也太离谱了吧？”

“没有匣钵，怎么可以塑形啊？”

大家都比较好奇。

苏亦解释，“过去去可能是将碗、碟外范误认为匣钵和泥座了。1957年对该遗址调查后，根据遗物认为，有不少早期的器形，如矮足豆、直口鼓腹平底罐和展口折边斧等；有器物的台质和器形与唐代的墓和窑址所出相似，同属南方青瓷系统，因此，推断官冲窑址的年代很可能属于唐代。”

“这也不是凭空推测的，因为当时窑址中发现一件黑釉瓷片，刻有“政和二年”（公元1112）的铭文，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测此处窑址，自唐代至北宋一直继续烧造，不过到北宋时的烧瓷方法还继续着唐代的传统风格而已。”

众人恍然。

副馆长感慨，“专家就是专家，不像我这样的半吊子。”

文化局领导说，“我们新会还是缺相关人才啊。”

苏亦解释，“现在全国各地都缺人，不仅仅是咱们新会，好在，咱们有中大、师院这些高校，这些年也培养出来不少专业人才。”

既然说到官冲古窑址，苏亦就提醒道，“其实，61年省文管会跟省师院历史系对窑址只是做小面积的发掘，只发现了一座窑炉和一些青瓷器。但，根据我的判断，整个官冲官窑址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咱们县方面应该要有意识的去保护。”

“怎么保护？”领导疑惑，“已经发掘过了，还保护有什么意义吗？”

对方是外行，不怪他会说这样的话，苏亦只能说，“发掘的只是一小块面积，还有大部分面积没有发掘，我之前看过咱们《新会县志》，里面曾有相关记载，唐宋时崖海水面比现在要宽得多，当时瓦片岩和碗山都紧靠水边，产品的运输相当便利，因此，咱们官冲古窑址的规模肯定不会这么小，运输便利的地方，肯定会存在集中放置产品和销售的地方。如果扩大发掘的话，肯定会发现堆放区域，就好像古代窖藏一样。既然规模大，那窑炉肯定也不止一处，肯定会有窑炉集中区域，如果被大规模破坏的话，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巨大损坏。”

他的话，确实是起到一定的惊醒作用。

领导忍不住问，“官冲古窑址跟杨太后陵墓可不一样，大家对它的价值认可程度也不高，而且，它是在地下，老百姓想要破坏，也破坏不了啊。”

其他人也点头认同。

苏亦说，“不，官冲之所以有古窑址，就是因为本地有大量的高岭土，高岭土是烧纸瓷器最重要的原料，不仅古时候烧纸瓷器需要，咱们现在烧纸瓷器也需要，如果挖掘大量的高岭土的话，肯定会破坏到古窑址的。”

“那怎么办？怎么不可能不让百姓挖高岭土吧，这可是宝贝。”

“小亦，有什么建议吗？”

苏亦摇头，“实话实说，没有，只能保持现状。”

大家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忍不住问，“那咱们不能提前发掘吗？抢救性保护也比放在地下比较好啊。”

苏亦说，“咱们现在条件有限，一般都是优先基建项目，只要没有被破坏的遗址，基本上都保持原状。县里面可以立一些石碑先划定一个大致的保护区域，此外，就是跟之前杨太后陵墓一样，从文化宣传的角度去呼吁社会各界重视保护官冲古窑址了。”

“我在文章里面看见过小亦你写的文章，还呼吁在石湾建立中国瓷都博物馆呢，这个方面你是专业的，咱们新会在方面不可以吗？”

副馆长忍不住问道。

听到这话，苏亦诧异，“李馆长也看《文物》啊？”

副馆长笑，“怎么说，我们也是博物馆系统的嘛，文物系统三大刊单位都有订阅，之前看到你的文章，就听到单位有人说你是咱们新会人，还很意外，后来才知道你是老校长的大孙子，当时，我还特意跑去一中找老校长呢。本来是想给你写信的，得知你寒假会回来过年，这不，就赶紧跟赵处长过来找你聊一聊了，担心再过几天，你就回首都了。”

苏亦还真没想到，眼前这几位是特意过来找自己的。

之前还以为他们就是过来单纯给老爷子拜年的。

难怪之前，老爷子会特意把自己留下来。

那么官冲古窑址能成立陶瓷博物馆吗？

自然能。

对于副馆长他的问题，他给予肯定的回答，“只要咱们县里面有这个条件，就可以，甚至咱们县博物馆可以设置一个常设展区，专门做官冲古窑址的相关展览。未来，如果省里有计划发掘古窑址的话，也可以在窑址旁边建立一个陈列室，条件合适了就可以升格成为博物馆。”

对于他这个回答，现场的几位还是很满意了。

副馆长说，“到时候小亦你这个中央来的专家，可是一定要帮我们出一些设计方案。”

瞬间，所有人都笑了。

苏亦也觉得很有趣，这些老家的叔叔伯伯，非常喜欢把中央专家挂在嘴边。

似乎对于他们来说，首都来的，都是中央的大专家。

挺好。

等大家离开以后，就分别写了两篇关于杨太后陵墓以及官冲古窑址的文章交给老爷子。

除了文物保护之外，也开始从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去论述他们的价值。

虽然有点早，没有相应的一带一路政策做背景，也没有什么申遗的需要，但这些事情，还是尽量提升它们的文化高度，不然，没啥人重视。

写完文章，其余的就没他什么事情。

接下来的两天，苏亦就开始去找初中同学玩耍。

不要以为一个心理年龄三十多岁的大叔跟高一学生玩耍很无聊。

其实不无聊。

小朋友挺有趣的。

跟北大心高气傲的学生不一样，他的初中同学没有人跟他一样变态，直接考研。

大家都老老实实读高中。

唯一改变的是，不少人都把北大当成目标院校，苏亦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反正大家有目标就行。

跟初中同学瞎玩两天之后，苏亦就跟随着父母返回广州。

一到广州，苏亦就更忙了。

这里都是需要拜访的长辈。

第一个就是师公关山月，去省画院家属拜年的时候，关老还问他什么时候去敦煌，还嘱咐他，有机会去敦煌的时候，不要只顾着埋头考古，也要拿起画笔，这是他们“岭南画派”的传统不能忘掉。

显然，关老已经把他列入画派当中的一员了。

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答应下来了。

敦煌这样的艺术圣地，每去一次都是赚。

除了关老，他还要去省博家属院拜访杨式挺先生。

这一次拜访，杨先生就问他寒假能不能空出一些时间帮忙整理河宕遗址的资料，发掘报告还没有编写完毕。

此外，石峡遗址的发掘报告也打算要整理编写，他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

这话，让苏亦很意外，“这么快吗？石峡遗址的发掘都已经全部收尾了？”

他印象中石峡遗址的发掘报告《石峡遗址——1973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时间一直拖得很晚。

一直到1998年，杨式挺、曹子钧、朱非素和李子文四位先生才开始编写的。

这书一直到2014年才出版。

当时，该报告还获得在郑州举办的中国考古学会大会的金鼎奖。

前世，他读的第一份发掘报告就是这本。

结果，现在才79年，杨先生就告诉他，要开始整理资料编写报告了。

整整提前了快20年的时间啊。

速度这么快吗？

啥原因催促的？

结果，杨式挺先生告诉他，“去年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石峡遗址就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从1972年冬，在石峡梯田里发现陶器、石器和红烧土块。1973年底至1978年底经过三次发掘，揭露面积3666平方米，清理不同时期墓葬座。发现灰坑、柱洞、灶坑、红烧土、房基等文化遗存，为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特征、年代、分期及与其他有关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其重要典型实物资料。同时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峡文化与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吸收遗留下痕迹。但是这些重大意义，不能光靠我们说，必须要有发掘报告出来，以前是没有条件，现在改放了，这事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说到这，杨先生笑了，“其实这事也怪你，之前你在河宕遗址参与编写资料，让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编写大大加快进度。这样一来，就刺激到石峡遗址工作组了，甚至省博领导觉得河宕遗址这么晚发掘，报告都快要编写出来了，石峡遗址这么重大的遗址，发掘这么多年，报告的进度却比河宕遗址还晚，这不应该。”

“而且，你之前的河宕遗址的表现得到王局长以及省管委会相关领导的一只肯定，因此，领导们也想让我们的发掘成果早点展示出来。”

敢情是自己的乱入，改变了历史走向。

这也是好事。

虽然有领导好大喜功的元素。

但，这真是好事。

一般来说，一个遗址的发掘到发掘报告出来经历的时间周期，大部分都是十年起步。

甚至更久的，几十年没出来也正常。

就算是建国后第一部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白沙宋墓》也从发掘到出版差不多也要6年的时间。

当然编写跟出版不是一回事。

比如后世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从编写完成到出版，中间就间隔了35年。一直到侯先生去世，机缘巧合之下，才能出版。

但不管如何，石峡遗址的报告编写工作进度提前这么早，都是一件好事。

这样一来，杨先生就要带他去认识朱非素先生了。

朱非素先生是北考古大61届毕业生，跟北大李伯谦先生是同班同学，比杨先生晚三届，是省博考古队为数不多的女先生之一。

她跟杨先生跟熟悉，两人既是北大的师兄妹，又是同一个工作队的同事。

因此在石峡遗址发掘过程中，多有合作，甚至，发掘报告两人也有分工合作。

之前苏亦在省博实习，朱先生在石峡工地，这一次，苏亦才有机会拜访对方。

朱先生的经历非常传奇。

1951年底，年仅15岁即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历任护士、卫生员、所在师文工团歌唱演员，在战壕里用她的方式战斗了四年，复原返乡，次年就考入北大考古专业。

根本就没读中学。

在北大读了五年考古专门化本科后，被分配到粤博。

期间，工作经历也非常传奇。

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朱先生一家被下放到英德县一个煤矿，由于以前做过卫生员，她被指派作了赤脚医生。

70年代初，考古事业开始逐渐恢复，省文物管委会启动了石峡遗址的发掘，并以此举办业务干部培训班；

朱先生被从煤矿召回GD省博物馆文物队。

当时，她的工作关系还在煤矿，但她也顾不了那些，毅然决然，背着行李赶到发掘现场。

这也是，她跟石峡遗址结缘之始。

当时的狮子岩周围，还全是农田，每天发掘被暴晒是常态。

再加上是女同志，在基本上以男同志为主的考古工地，不管是每天的洗澡和“方便”，都成为一件极其不方便的事情。

就算如此，朱先生依旧客服重重困难，成为了石峡遗址的领头雁。

对此，杨先生还说，苏亦跟她的经历有点像，都是天才。

苏亦哪敢应下，连忙摇头。

朱先生笑道，“小苏比我优秀了，我因为没上过中学，文史底子不厚，完全就是靠进入北大五年的学习才初窥门径，跟小苏完全不一样。”

苏亦急忙说道，“我是有些占着时代的光，才有幸成为宿白先生的研究生。”

朱先生笑，“我也是幸运的，在朝鲜的时候，米国飞机天天轰炸，我毫发未损；比起那些前线的战士，我非常幸运。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未来还有一天， 能有机会跟杨师兄还有苏师弟你俩在这里交谈，何其幸运。”

杨先生笑，“我也幸运，坚持下来，遇上一个好时代。”

苏亦心中感慨不已。

前世，他读书的时候，朱先生已经因病去世了。

很早，2004年，只比俞先生晚一年。

这俩先生，他前世都没有机会见到，现在就这样鲜活的出现在他的面前。

真好。

他也很幸运。

能够跟诸位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

见证他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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