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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昉,刘旸自然是感情深厚,毕竟从他当太子开始,君臣师徒之间的情分便开始了,那是几十年积累的信任。而一直以来,李昉对于刘旸,也突出一个“忠节”,屡次因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里受委屈,但从来是甘之受之,太子迫于形势不敢为其说话而产生愧疚之情事,还是李昉反过来劝慰他.
若说刘旸视李昉如父,那的确是过了,但对李昉的那份尊重与信任,却是丝毫不打折扣的。因此,闻李昉之薨,可想而知刘旸是何等心情。
不过,闻泰山崩而色不变,这是刘旸经历无数锤炼出的心理素质,因此面上并不能看出什么来,只是在下令返城后的第一件事,刘旸选择了去李昉府上。
曾经还是太子时,刘旸见过无数次世祖皇帝哀故人凋零,叹岁月无情,当时只是陪着感叹,这些年也见多了生死,然而到今日,站在太傅府灵堂,站在李昉的棺椁前,刘旸方才隐隐体会到当初的世祖皇帝是怎样的感受。
郑重地朝着李昉的棺椁拜了拜,刘旸问道:“李师辞世前,可有什么话留下?”
眼下在太傅府中主持事务的,乃是李昉的三子,秘书郎李宗谔,这是的李昉最出色的儿子,进士出身,靠才干任官,不像其他几个儿子,徒以家世荫补,在地方做着一些州县级佐官。
闻皇帝问,李宗谔悲伤难以,泣声道:“回陛下,家父临终前,别无交待,只道生逢圣明之主,此生无憾,含笑而逝.”
“这样的交待,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刘旸闻言不禁唏嘘,感伤地说道。
虽然李昉家里并不拮据,但刘旸还是特地让少府拨款500贯,贴补丧事之费,这个数目,对刘旸来说,已经很大方了。
而给李昉身后哀荣中最重的一项恩典,则是刘旸追赠其为“饶国公”,即便这只是追封的虚衔,甚至连俸禄都不用出,更别提传承了,但也足见皇帝对李昉的追怀。
当然不会忘记了他的子孙,所有儿子都有适当的升拔,尤其是秘书郎李宗谔,升任知制诰,这是个靠近大汉权力中枢,位卑而权重的官职。
春风送暖,伴着无限风光,却带不走刘旸心头的淡淡感伤。垂拱殿内,刘旸斜倚在软椅上,手里翻阅着一本书册:《文苑英华》。
这是由李昉带头,率三馆学士、博士们共同编纂成书,辑南朝梁末至当朝开宝时期诗文,共1150卷,这也是李昉这几年的重点工作。
不管是沽名钓誉也好,还是其他原因,从开宝时代起,朝廷便敕重资,延揽博学,编纂大书。
比如成于开宝中期的《开宝总类》,那是一本包罗万象,堪称当代百科全书的鸿篇巨著;又比如记录了诸多轶闻琐事、神仙鬼怪、名物典故的集《开宝广记》;
还有便是这本《文苑英华》,与前两者,合称开宝时代“三大部书”。
《文苑英华》最早成书于开宝晚期,不过当时诗文记载只到唐末,不过等刘旸继位之后,又下令增纂,将“三代十国”到高祖、世祖期间的优秀诗文一并录入,到去年初方才成书。
对诗文,刘旸并没有太多研究,他从小学的,都是怎么治国理政、怎么当太子半君的实用学问,不过,并不妨碍他翻阅,也算是对李太傅的追怀。
不过,翻了翻,刘旸却发现问题了,抬眼问时候在身边的内阁学士王旦:“为何不见太傅的诗文?”
对于此事,王旦显然知情,道:“禀陛下,李公谦怀,以自己才学不足,诗词庸俗,难登大雅之堂,更不敢与先人并列,因此拒绝在《文苑英华》上登载诗文”
听到这样的解释,刘旸却摇了摇头,道:“太傅自谦是一回事,然若太傅诗文都不录入,让其他人情何以堪?将太傅的诗文也添补上吧,否则,岂不显得我大汉无人,不能与唐相列?”
“陛下所言甚是!”王旦当即应道。
沉吟了下,王旦主动拱手道:“陛下,还有一事,请陛下示下!”
“讲!”
王旦道:“太傅薨后,《世祖实录》之编纂,还需另择人主持!”
《世祖实录》,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样的书籍了,当然,一直是在编写的,只不过世祖在世时,总是多些顾忌,因此,刘旸登基后,关于《世祖实录》的整理编写,也提上了日程。
要知道,世祖统治了大汉整整四十五年,这么漫长而稳定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事,各种记载也浩如烟海,即便有一份已经写了几十年“草稿”,但要将之汇编成书,需要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也是巨大的。
这件事,还是由李昉作为总编,主持把控进度,但到死,还未成书
对于《世祖实录》的编纂,刘旸当然也是格外重视的,在他的眼里,世祖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他学习了。如今,已然无法言传身教,就只能在历史的记忆里,去总结揣摩了。
因此,只稍加考虑,便吩咐道:“以集贤殿大学士柴禹锡为《实录》总编,另赐内阁大学士,御前顾问!”
“是!”
进入雍熙时代后,大汉帝国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文化盛世,这是由皇帝的好恶决定的。世祖皇帝虽然尊重文臣,尊重学问,但对于传统士林总是带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而且常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作为与政策。有的时候,甚至让人不敢说话。
相比之下,刘旸就要宽和多了,即便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但还能维持一个体面,对传统士林至少有个“公正”的态度。
这,也是雍熙皇帝比世祖皇帝名声要好的原因。再加上,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的活力,清明的政治,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大繁荣。
从雍熙三年起,另一本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也开始编纂了,垂垂老矣的内阁大学士徐铉,仍撑着一把老骨头,挂着总编衔。
不只是编书这种政策性活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极其明显的变化,各类诗词文章多了,各种文会多了,更重要的是内容,不只是风花雪月,歌颂盛世,敢于议政,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这些,在世祖时代,是很难出现的,即便有,也多隐晦,除非是像柳开、王禹偁那般走务实求是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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